转——中日关系之“七问”

中日关系之“七问”

[1756]　(2012-09-11)

８月３１日下午，中国收下了日本外务副大臣山口壮转交的野田佳彦首相致胡锦涛主席的亲笔信；今天（９月９日），ＡＰＥＣ峰会非正式会谈期间，胡主席在与野田首相十五分钟的交谈中，向日方表明了中国在钓鱼岛领土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让人稍稍松了一口气。中国可谓已仁至义尽，中国确实也理应如此。今年这个炎热躁动的夏季里，东亚国家到底怎么了？先是中国和菲律宾有关黄岩岛的争吵，接着越南不露声色想要卷进来。日本与韩国在独岛（日本称竹岛）的外交争议搞得像一出闹剧。而北方的俄罗斯在与日本称之为“北方四岛”领土争端的较量中表现的“匪气”十足——日本政府及东京都石原慎太郎知事又大张旗鼓，要“购买”中国的钓鱼岛！

　　大家可能看清楚了，在这个称之为“亚洲躁动”的季节里，时不时有那个“重返亚洲”的大国的影子在游荡。这就很明显了，为什么说东亚共同体已经成了无稽之谈，就连往日里一团和气的东盟也面临内部分裂？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印两国要各怀鬼胎、明争暗斗？为什么说将于今年１１月启动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有可能会遥遥无期，甚至胎死腹中？表面看来，大家都在秣马厉兵，区域战火似乎一触即发！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冷静思考，我们需要“七问”中日这两个老对手，仔细说说它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看看能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问：中日会开战吗？

　　不会。尽管这两个国家经常吵得沸沸扬扬，甚至因为历史问题互揭伤疤；尽管日本将《日美安保条约》确立为国家战略之基石。中日两国非常清楚：一旦开战，亚洲的政治经济格局将会倒退一百年。

  　二问：为什么中国需要“化解”美日同盟？

　　就目前而言，“化解”美日同盟看似一个根本不可能的话题——美国“重返亚洲”（它实际上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给这个同盟增添了越来越多的军事功能。无论怎么看它都和亚洲蓬勃发展的经济层面格格不入且不合时宜。需要引起关注的是，美日同盟一方面正在升级为向亚洲国家提供所谓公共安全的单纯军事集团，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增强军事功能，试图以“动态的管理”平衡中国在亚洲逐渐上升的影响力，这种趋势视乎已经步入常态化的轨道。 美国成功把“重返亚洲”战略与中国正在上升的经济综合能力相联系，来替日本在东亚的外交策略找出一个合理性，将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放在了这个军事同盟的对立面。与此同时，也相应制约了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不懈努力（不如说美国管理下的“政治大国”）。英国伦敦国王研究所的文章将日美称之为“最奇怪的朋友”。另有分析表明：《日美安保条约》已使日本成为了“一个离了美国就不会走路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实中的日本根本没有自己的国家战略。这是一个明显的问题。 “化解”美日同盟——请注意，我说的是“化解”而非“打破”，只是中国争取中美日三角关系“等边化”的一种努力，符合三方的利益。它体现了中国和平外交之发展观，别无它意——信不信由你，中国“化解”美日同盟将会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极其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

　　１、“化解”美日同盟，使朝鲜半岛回归正常理性状态。摈弃美日同盟所强化的冷战意识，将会使韩朝双方发挥自身在半岛事物中的客观能动性，有助于帮助朝鲜回到建设开放、富强的国家道路上来，真正实现半岛无核化。在六方会谈当事国中，只有中美日竭诚合作能够帮助朝鲜半岛彻底解决“核”问题——在解决日本和半岛“历史问题”的前提下，这是一个关键点——亚洲的“火药桶”有可能变成亚洲经济的发动机。同时，也将会增加国际社会对东亚历史传统的“重新认识”。

　　２、在地缘政治方面，中国其实是冷战期间最大的输家：中国始终处在东西方“热战”（如朝鲜战争）与冷战的最前沿，这种情形一直延续下来，直至今天面对一个极不稳定的地区格局。《美日安保条约》已经从冷战时期针对苏俄转变为针对中国，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说一个国家靠印钞票就可以统治世界好像很天方夜谭，但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军费开支占全球军费总额的近５０％则会让人深刻思索。中国外交需要新观念，中国下一阶段的改革有必要伴随中国外交在亚洲的“创新思维”，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强调“亚洲观念”和“亚洲意识”是中国外交为数不多的道德制高点。

　　“化解”美日同盟，还在于中国要继续坚持和加深与日本在政治经贸方面的联系。随着东亚区域经济的增强，中日两国需要借鉴欧盟在整合地区经济尤其是政治和解方面的宝贵经验，将两国关系的重点放在服务于地区政治和地区经济两个方面上来。“政冷经热”应该成为过去式。在政治上，中国帮助日本成为一个肩负自身职责的“平凡大国”符合中国和亚洲的的利益。如此看来，内涵丰富的、得到加强的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等边化”，实际上是“化解”美日同盟的关键所在。

　　３、“化解”美日同盟，也在于增加中亚、特别是南亚次大陆在地区经济所占比重。在南亚，消除贫困与民族和解是两个关键点。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不应该影响中国在印度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与开展合作；中国支持印巴两国在社会、教育等诸多领域的进步发展有助于地区关系缓和，有助于南亚国家在政治、军事方面更具有可预见性。实现中印、中日之间的战略和解不会伤害中国“内敛”的对外政策，相反，中国和日本在南亚区域进行项目合作有助于次大陆的繁荣和平与。

     三问：“政治大国”与“平凡国家”

　　我在这里先不给什么是“政治大国”什么是“平凡大国”下什么完整定义——一个走马灯一样更换首相的国家是成不了“政治大国”的。有了友邦记不住首相名字的国际笑话，一点不让人感到意外。一直以来，日本似乎患有回归“政治大国”焦虑症。整个国家和社会涌动着这样的躁动，久而久之，很容易被无良政客轻松“绑架”。近日，石原知事突发奇想的“购岛”举措就是这种躁动发展到了极致！ ２００９年９月，日本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首相一上台，就提出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得到了中韩两国的热情响应。这位前首相以过人的魄力提出了“脱美入亚”，以及对美“对等外交”等一系列日本外交新理念。但是，在日美间军事基地搬迁问题上，历经８个月的博弈，以“奥巴马政权的胜利，对于鸠山内阁而言是屈辱的让步”（《纽约时报》语）而结束，这位原想改变日本历史的前首相被迫黯然下台。当时，美国强权政治对日本的巨大影响力让整个世界印象深刻。 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前瞻性地向当事双方释放出了前后不一的模糊信息，这种看似公允的外交手腕实际包含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即试图在中日间充当“法官”的角色。然而直至今日，日本政府高官却锲而不舍，一再声称《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与一个第三国的岛屿（钓鱼岛）之争，着实让人诧异。很快的，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事件最耐人寻味的发酵结果：今年８月６日，中国政府没有派官员出席在广岛举行的“原子灾难祭”。 日本在二战期间付出了惨痛代价，它抓住战后复兴机遇从而树立起了强大的国民自信心，可惜已经迷失在汹涌的海洋，乘着美日军事同盟之船驶向了中国——向自己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发起了挑战。如果这样也能称之为“政治大国”之举，则承载了太多的重负和不确定性。

　　关于“政治大国”——我的理解是具有全球政治影响力的国家；而“平凡大国”则是指应该对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并且肩负自身职责的国家。日本成为“平凡大国”符合中国和亚洲的整体利益。美国对这一点看得一清二楚，但日本作为“平凡大国”对亚洲产生的政治影响，以及日本独立处事的重要性，却是美国不愿看到的。显然，日本国家行为的独立自主将会大大降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目前欧洲的情况就是如此，美国在那里的军事存在已经不受欢迎。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帮助日本成为一个“平凡大国”也就成了中国对亚洲和平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四问：什么是“后二战意识形态”？

　　二战以后的世界形势迅速滑向冷战对峙，在当时的欧洲，意识形态决定一切：昔日的敌人站到了一个战壕，而当年的盟友成为了今日的对手——传统意义上的敌我观念很快被淡化，欧洲进入了一个“后二战意识形态”时期。美国适应了这种变化，开始大力扶持两个前敌国：一个是欧洲的德国（西德），一个是亚洲的日本。冷战带给欧洲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替代了狭隘的民族仇视。法德两个老对手的和解直接促成了了欧洲政治力量的复兴。特别是德国在统一之后，稳步“转型”并成功脱离美国的巨大影响，成为当今欧盟的主导与核心。 可以说，今天的欧盟是欧洲“后二战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而亚洲二战后的意识形态斗争则更加深了东亚国家间的隔阂。由于美国刻意回避历史认识对亚洲民族国家政治和解的重要性，使得日本根本没有机会进行深层次的心灵反省，反而以“受虐”心态凝聚国家民粹，进而盲目追求所谓“政治大国”地位。以至于战后６０多年的今天，日本还身处美国军事战略的罩门之下，对与邻国玩弄花样繁多的“神经战”乐此不疲（俄罗斯《观点报》语）。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和亚洲悲哀。 我在一篇有关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文章中曾经坦言：“亚洲的政治家没有很好的吸取２０世纪上半叶发生在欧洲的血腥战争的经验教训，欧洲今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在降低，而亚洲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中日两国应该以全球视野看待和研究欧洲的“后二战意识形态”，立足于历史的天平，共同创造亚洲崭新的未来。

      五问：历史问题ＶＳ常任理事国

　　中日关系问题首先就是一个“历史问题”。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也持同样观点：二战以后亚洲陷入了冷战，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中日双方几乎没有和解的机会——尽管邓小平后来曾经试图抛开历史分歧。戴维．皮林先生认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成立某种类似欧盟（ＥＵ）的亚洲政治共同体。这将谋求以制度的方式将过去的敌人绑到一起。”问题是，日本自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时期的“脱亚入欧”，到当今以日美防卫体制为“远交近攻”的基本国策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 日本的强国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头撞上了美元霸权，至今还陷在“失去的十年”不能自拔！新加坡资深学者汪铮先生认为：即将于今年１１月份启动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是一个具有“里程碑式重要意义”的重大战略决定——将会有助于催生一个新的“亚元”与美元和欧元相庭抗理。然而戴维．皮林先生的观点则比较悲观：“在离开亚洲１５０年之后，日本发现要想回来绝非易事。” 麦克阿瑟将军当年之所以力排众议保留了日本天皇体制，是他远见性地看到了日本神教的世俗意义，看到了天皇体制对日本社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稳定装置”。近日，旅日学者刘迪先生谈到中日也需要重建双边关系的“稳定装置”。他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４０周年，分为前２０年和后２０年两个阶段——前２０年中日关系的“稳定装置”包含有三个要素：即共同目标、高层信任、外交氛围祥和；而后２０年则随着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增减，中日间的“稳定装置”开始慢慢失灵，“尤其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既缺乏政治智慧，更缺乏对历史的学习。”刘迪先生建议，“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需要建立一个中日双方意见领袖、精英人物广泛交流的平台。”因为今天，“除了市场技术的互相需求之外，中日双方还应有更大的目标，即维护东亚乃至世界的繁荣与和平。”

　　中日需要重建双边“稳定装置”，中日也迫切需要以创新思维解决“历史问题”。日本应切身理解“历史问题”的解决，对东亚民族国家共同进步之历史高度；同样的，日本社会和政治精英也应该以高度道德水准看待中日历史问题。例如，有国际问题观察家尖锐指出：顽固地以“学术”的观点诠释、印证“南京大屠杀”的具体人数，不但沾污了日本对自身历史的客观认识，也无助于日本作为一个正常国家的现在与未来发展。 所以，在中日间“四份重要政治文件”（注）基础上必须有一个专门的第五份“历史问题公报”——彻底解决中日间的“历史问题”，才是目前中日关系重建“稳定装置”的稳定之“锚”，也是中日两国各个阶层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２００８年５月胡锦涛主席日本“暖春之旅”，在签订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联合声明》表示：“中方表示重视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愿意看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由此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对于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态度确实发生过一些变化。日本“入常”视乎只有一步之遥。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一贯持开放态度，中国强调的安理会的改革，也应该涵盖包括印度在内的非洲、南美、甚至中东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名额。也就是说，安理会的改革必须以“平民化”取代“贵族老爷”式的无所作为，这将赋予联合国更具广泛代表性的生机与活力。 以美国为首的不少国家都曾经表示支持日本“入常”。有中国学者就分析认为：这实际是明显将沉默的中国推到了“台面”上来，以面对日本不断萌生的极大的、负面的“国家心结”。中国明确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应该不会是什么创新之举。中国不会以“入常”换取“历史问题”的解决——中国只是看到了在今年夏天这个“亚洲躁动”的季节里，中日关系显得如此之脆弱。中日“历史问题”的解决，将会释放东亚政治和解的空间，有利于构建和巩固亚洲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区基础平台，以应对面临的挑战。如此看来，中日“历史问题”的解决也可能是中美现实政治之和解。不管你信不信，没有日本的亚洲就像没有德国的欧盟！

      六问：等边三角关系与多极化

　　中美日三角关系远没有“等边化”。不能否认，由美国确立的并且牢牢把握的美日同盟关系，是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在亚洲实施的最出色、持久的战略之一。但是近年来，面对中国的巨大变化，美日同盟愈加本能地向单纯军事集团方面转变。 在２０１０年９月中日撞船事件以后，４３名日本民主党议员开始老调重弹、联名鼓噪“远交近攻”以加强日美防卫体制，得到了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追捧，并且作为国策进一步得到落实。美国曾经私下里要中国承认，是它策略性地束缚了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企图，这一点几乎打动了中国。然而现实情况是，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不断深入，东亚国家间“民族主义”的号角已经吹响，中美日愈发畸形的三角关系有可能给整个亚洲带来无尽的动荡。 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正在停滞，包括欧盟在内的为数不多的新兴权力中心似乎因为席卷而来金融危机受到了削弱；从目前来看，欧洲政治家关注“欧债危机”可能带来的分裂，要远远大于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在亚洲也很少有政治家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一点，大家似乎更看重目前而非未来。

      七问：不可能的可能？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者“不知不可为而为之”。体现在东亚当前政治现状，即演绎成为一句话：有不可能的可能吗？例如：被“化解”了的美日同盟以及中日迅速解决了“历史问题”——谁也没说过严肃的国际政治不需要艺术的畅想，东亚外交是不是应该增添一点点的想象力。我们就试试看吧：

　　１、石原慎太郎先生会对中日友好做出贡献吗？或者说，８０岁石原先生会以其余生致力于中日世代友好吗？

　　２、９月５日晚希拉里国务卿离开了北京，她对中国２０多个小时的访问传达了什么信息？中美日三国年底都要“换届”，然而任何一方的“小动作”，都将使双边关系进入“最黑暗的时期”。

　　３、台湾的马英九登上了距钓鱼岛１４０公里的彭佳屿“宣示”主权，提出了“东海和平倡议推动纲领”，然而很快，当年的“保钓英雄”便遭到台湾民众的唾弃——２０１３年，坐轮椅的陈水扁当上了台湾“总统”，不到三个月，台日在钓鱼岛海域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反正我是相信的。

　　４、ＡＰＥＣ峰会９月８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向中国通报了其政府实施“购岛计划”的决心，中国则回应说：中国将驱除日本驻华大使，以示报复。坊间纷纷议论：中美即将迎来的“冷和平”已先期落到了中日头上。

　　５、处心积虑“购岛”成功的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了“主权在我，共同开发”的建议，以求打破日中僵局。

　　６、日本新生代跨党派议员３７人，发表中日历史问题“告白书”，据说明仁天皇也曾经看过。《朝日新闻》发表社论称：“中日历史问题公报”有望在年内签署。

　　好啦，不说了——再说也说不完。记不得是哪一位日本名人在临死前曾大声吟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谁说的？你查查资料就知道了！

　　　　注：中日四份重要政治文件——

　　１、１９７２年９月《中日联合声明》

　　２、１９７８年８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３、１９８８年１１月《中日联合宣言》

　　４、２００８年５月《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深圳 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