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现在全世界的人可以彼此交流了。英语的普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就像建造巴别塔(Tower of Babel)一样，它也带来了消极影响。对以英语为母语的5亿人来说，作为通用语言的英语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有失公平的优势。我们有时只是出于泛泛交流的原因，就将英语视为一种世界标准——比如酒店工作人员说的那句“How was your stay?”（您住得愉快吗？），或是商业顾问们引入到自己母语中的“benchmarking”（标杆管理法）等词汇。但法国和德国的教授却经常抱怨道，在所有学术刊物都以英语为书面语言的情况下，他们的职业发展困难重重。这只是一个例子。
另一方面，英语的普及可能会扼杀“多样性”。当各所大学——不管是魁北克、巴黎还是加泰罗尼亚的大学——都用全球性的英语授课时，它们能够吸引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来充实自己的学生队伍。这些留学生极具天赋，是各自文明的奇葩。但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却是把这些原本特点各异的年轻人培养成了毫无差异的成年人。语言可以塑造人们的心智。这种塑造力到底有多大，愈发难以说清。但英语的扩张也许正在抑制我们以不同方式思考问题的能力。说家蒂姆•帕克斯(Tim Parks)去年6月为《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撰写了一篇颇有意思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谈到了自己的一点怀疑：世界各国的作家如今在写作时都会考虑，自己的作品是否容易译成英语。帕克斯在文中指出，作家们“在成文时实际上是在用母语翻译英语版的内容。”这样做能使文章译成英语后通俗易懂，对此帕克斯予以了肯定，但他担心这会牺牲文学的多样性。就像《The Cure》乐队的那支老歌所唱的，全球性的英语让作家虽然“走得没那么远，但用时却减少了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