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缩短、增长间断与逐渐内视的潜在危机
特稿 陈企业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
刘奕明 聂彤昕 研究助理 自2013下半年以来，新加坡经济经历了一个平稳的复苏期。制造业、金融业、旅游业以及其他服务业的发展前景都很乐观。根据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预测，2014年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达到5％，高于官方增长预测范围的4％上限。如果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预测是准确的，这应当有助于缓解五年民选政府任期内所面临的政府支出压力。2014年财政预算报表总结，总体预算将出现12亿赤字，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0.3％。
2013年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4.1％，远远超越根据前一年指标所制定的预算报表中的增长目标，因此2013财年的财政盈余达到39亿元，高于预估的24亿元。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新加坡的经济始终受国际经济周期缩短与增长中断的影响。由于2016年将是大选年, 这一情况对于新加坡更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在经历了2009年1％的经济萎缩后，我国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强劲回弹15％。在2011年至2013年间，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度增长率平均为4％，低于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测算的5.5％潜在增长率。这一偏低的经济增长率主要是由于政府调整劳动力供应所造成的，而政府实施这一举措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同时也是响应民众要求降低外籍劳工数量的广泛呼声。
如果经济与商业活动没有受到“限制”，2013年的财政预算盈余本应更好。无论如何，这是政府在2011年大选后最主要的政策信号。由于公共交通、住房以及医疗保健等基础设施不能满足迫切需求，政府对于民众关于这方面所表现出的焦虑做出了回应。
然而，尽管重新调整人力供应的政策是政府提高生产力总体举措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要注意调整的程度。而这必须经过精细的制定，而不能在实施过程中矫枉过正或用一刀切的模式处理。否则，企业会面对有订单却不能扩大其经营活动的情况，有些公司将因为担心新加坡可能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风险而考虑搬迁。一旦跨国公司的总部做出最终决定——尤其是在他们认为目前劳动供应的限制将会加剧、并成为我国对外籍人力政策的新常态时，他们多数不会重返新加坡。新加坡必须进行精确测量并谨慎对待这一政策。
继续推动包容性增长 财政部长尚达曼在2014年的财政预算报告中重述，高质量的增长、生产力的提升和加强包容性社会是新加坡经济议程的核心。
政府会进一步放缓外来劳工的增长，同时在2015年全面推行对“客工比率顶限”的削减。建筑业较低技能外籍劳工税的增加是全面推高生产力的一环，以鼓励企业采用节约人力的技术，并且留住高技术员工。政府会坚持落实这项艰苦但有必要的外劳削减政策。在过渡期，商家将能享有“过渡时期援助配套”，“生产力及创新优惠计划”也将延长至2018财年。这将有效协助公司在紧缩的劳动市场进行调整。 去年推出的“加薪补贴计划”将继续执行两年。这项计划对于降低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包括专项转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该系数从2012年的0.434降低到2013年的0.412。同时，“渐进式薪金模式”将成为清洁与保安行业办理执照的先决条件之一，并将为照顾困境中的低收入工人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2014年财政预算拨出80亿元来创建“建国一代基金”，其本金及利息足以负担“建国一代配套”的全部预期成本。作为一项加强社会包容性的长期政策配套，“建国一代基金”必然导致其他群体对未来财政开支给予更大的施压。新加坡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需求，进一步强调了在外部条件良好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赚取更多财政收入以及持续取得投资净收益的责任，以达到满足更大的社会需求而不用动用往年财政储备来支付。 - See more at: http://www.zaobao.com.sg/news/si ... thash.pKMdQq0O.dpuf
2014年财政报告指出，房地产价格周期波动属正常现象。政府降温措施的目的在于平缓市场而不是制造硬着陆，现在放宽措施还为时过早。基于房地产市场供需因素“超前—滞后”现象的盛行，当局必须对筹建中的住房单位和公开竞标的地段审时度势。确定正确的时机来释放地块并非易事，它会对地价的竞标以及需求因素产生影响，这包括买方财务杠杆、国内市场行情和国际利率趋势。 避免走上内视道路 随着国人教育水平的提升，新加坡人越来越积极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应该被肯定的。所以有效的公共政策陈述是不可或缺、甚至是最重要的。就如发生在台湾、香港、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情况，我国面临公民过于内视的潜在风险。专注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讨论，使得整个政府和行政体系被卷入了矛盾和僵局，以至于消耗宝贵的资源、时间和努力。 新加坡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和高度开放的经济体，我们是否可以踏上过于内视的道路？ 这将是最令人担忧的风险，这可能导致新加坡脱离几十年高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的轨道。尽管所有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争论最终还是回归到本土问题，但是关于新加坡经济方面的讨论却应该采取全球视野。
从政府财政收支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能鱼和熊掌兼得？更准确的来说，我们能否在要求限制外国劳动力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期待在公共住房、教育、卫生和交通等公共领域会有更多的政府补贴和更好的服务？我们是否能在未来五年政府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持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情况下，为新加坡人创造更多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和技术人员工作机会？ 理性的公共政策必须要超越不理性的公众压力，最关键的是，公众对于公共机构和公务员的信任不能受到进一步地腐蚀。除了传统的传播媒介，政府必须在组屋区推行引导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宣传活动，特别是以社区为基础推动草根阶层的双向政策交流。
新加坡缺乏自然资源、人口基数小、国土面积有限，而且是总贸易量是GDP的三倍的高度、非常依赖于外部需求的开放经济体。尽管如此，新加坡在2013年国际机构的排名中，在最自由经济体、投资风险最低、廉洁程度和整体竞争力方面被评为环球前五位。
积极主动且长期连任的政府，在过去近50年的经济周期中，使GDP增长始终高于潜力。在政治稳定、种族和谐、经济多样性、控制成本、保持竞争力、创新求变、维护和谐劳资关系方面的不懈努力，使其在动荡的外部市场环境中保持了健康的财政预算状况。然而出于种种缘由和因素，这一发展策略逐渐开始受到部分选民的质疑，这些不满在2011年的大选中显露了出来。 公众对公共政策制定商讨的热烈参与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但是，公众参加商讨的方式须要仔细的思考：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两党制下必然的政治对抗？还是需要一个反对党对拥有良好记录的当选政府给予强有力 的制约与平衡？但是，对于第二种方式的选择也很可能会以第一种方式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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