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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第。宅第早已换了主人，门窗都关着，敲门无人。但四周的邻居
听说我妈妈回来了，全都赶了过来，一片欢声笑语。
记得小时候每次跟着妈妈来外婆家，总让瘦小的外婆忙坏了，
不知找什么招待我们。当时这一带有一个糖挑子，卖一种盘在木板
上，撒着白粉的麦芽糖。卖糖人一路敲着铁凿子，听起来非常清
脆。那时乡间很少有货币，只用家里的旧衣、旧布换糖。外婆家毕
竟是从上海来的破落财主，旧东西多，一旦来客，糖挑子闻讯就过
来了。外婆一听到铁凿子的声音，便翻箱倒柜地找，然后乐呵呵地
拐着小脚向糖挑子走去。
卖糖人从外婆手里接过旧衣、旧布，抖开来，在阳光下细细
看一遍，塞进挑子下边的竹篓里，然后揭开遮在竹篓顶面上的一块
灰布，露出一大盘麦芽糖，把刚才沿路敲打的铁凿子按下去，用小
榔头一敲，叮、叮几声，削下一小片，又一小片。外婆伸手拿起，
分给我们。
我后来一直觉得，带走这个宅第最后一丝豪华遗迹的，就是
那个糖挑子。正是在这里，我们把大墙内仅留的一点往日骄傲，含
在嘴里吃掉了。 ，
脑海里正回响着叮、叮的铁凿声，却听到我妻子马兰和弟媳
吴敏在边上议论：“这位老太太真漂亮!”
我顺着她们的目光看去，只见一位身材瘦削的老太太与妈妈
搂到了一起。这位老太太与妈妈年龄相仿，也该八十岁了吧，但脸
面清秀而干净，笑容激动而不失典雅，这是乡间老太太中很少见
的。而且，我觉得依稀面善，却想不起是谁了。
我走了过去，问：“妈，这位是谁啊?”
妈妈连忙把我拉到老太太眼前，说：“逸琴，这就是我的大儿
子秋雨。”然后转头对我说，“王逸琴，你记得吗，和我一起去教
书的王逸琴!”
啊，原来是她。
妈妈当年抱着我敲开她的家门，说自己嫁过去的余家高地地
全是文盲，要她一起去义务办班教书。
不久，我家堂前，余家祠堂，就有了两个夹着书本、穿着旗
袍的美丽身影。
她们当时那么年轻，却试图让王阳明、黄宗羲留下过脚印的
原野上，重新响起书声。她们成功了吗?好像没有，又好像有。
这是土地的童话。今天，童话的两个主角重逢，却都已八十
高龄。
我，就从这个童话中走出。
7
从朱家村到余家高地地，半华里。
桥头镇的乡亲们保全了我家的老屋。我小学的老同学杨新芳
先生见到我家迁居上海后散落在邻居间的家具，还一件件收集，又
有小镇文化站的余孟友先生和本家余建立先生留心照管，结果，也
就完整地留住了我的童年，留住了当年妈妈和我夜夜为乡亲们写
信、记账的门户，留住了村庄里曾经惟一亮灯的所在。 ·
又见到了我出生的床。妻子轻轻地摸着床楣，说：“真是精
致，像新的一样。”我说：“那兰花布帐也没有换过，我第一回睁
开眼睛看到的，就是它。”
我往床沿上一坐，只觉一种懒洋洋的困乏。我从这儿下地，到
外面借住了那么多地方，到今天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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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成功关键，恰恰在于必须开创一种新文
化。
6
再看那一片墓地。我由此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格和行为
方式，作对比性思考。
我说的是德国柏林费希特、黑格尔的墓地。其实，欧洲可供
凭吊和游观的学人墓地很多，随之还有大量的故居、雕像，让后人
领略一个个智者的灵魂。
其实，那也是欧洲的灵魂。
欧洲觉醒在佛罗伦萨，却又在这些中欧、西欧智者的思考间
获得集体灵魂，走向精神的厚实。
德国的这些思想家，我以前在著述和讲课的时候经常提到，这
次面对他们的墓地和种种遗迹，产生了一种近似于“全息生态”的
冲撞。我在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时已经把中国古代文
人的生态比较深入地触摸过一遍，因此在面对德国思想家们的遗迹
时又隐含着重重对比，感觉更加强烈。
同样是知识分子，德国的同行在整体上远比中国同行纯粹，并
因纯粹而走向宏伟。历代中国人哪怕是最优秀的，都与权力构架密
切相连，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种密切的反向连结。因此，他
们的“入世”言行总是直关社会利义，构不成独立的文化思维；
他们的“出世”言行则表现出一种故意，虽有性灵巧思却难成大
气。直到今天，中国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热闹和书蠹式的寂寥间徘
徊，两方面都不到位，都带有自欺欺人的虚假。
德国学者很少有这种情况，即使像歌德这样在魏玛做大官，也
不影响他独立的文化思维和完整的艺术创造，例如完成了《浮士
德》。黑格尔庞大的哲学架构和美学体系，更不可能是应时之作。
他担任柏林大学校长，算是一个不小的行政职务了，却也坚守大
学创始人威廉·洪堡的宗旨，实行充分学术自由，不许官方行政干涉。
比黑格尔的思维更加开阔的是康德，却比黑格尔更加安静，终
身静居乡里，思索着宇宙和人类的奥秘。
但是，即便这样，他们也决不伪装出拒绝社会、摆脱大众的
清高模样，而事实上，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也确实无远弗届、处处
渗透，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欧洲的精神支柱。
7
再说那一份图表。我由此对中国文化缺少创新意识的自满'作
对比性思考。
图表在法国里昂的一家博物馆里，列出了这座城市在十九世
纪的创造和发明。我细细看了三遍，每一项，都直接推动了全人类
的现代化步伐，从纺织机械到电影技术，多达十几项。
这还仅仅是里昂，扩而大之，整个法国会有多少?但我又
看到，待到十九世纪结束，无论是法国的各级官员还是知识分
子都沉痛反省：比之于美国和德国的创造发明，法国远远落后
了!
正是这份图表，促使我在里昂的一座大桥上对着电视镜头发
表了一长段谈话，中心意思是：我们再也不要躺在遥远的“四大
发明”上沾沾自喜了。
中国由于长期封闭，不仅基本上没有参与近代文明的创造，而
且对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创造态势也知之甚少。结果，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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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比性思考。
那行字母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M—E—D—C—I，在街边、门
墙、地上都有。这是美第奇家族的拼写。
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一个有钱有势的贵族门庭，必然是历
史前进的障碍，甚至是社会革命的对象。但是，美第奇家族让我们
吃惊了。
最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文艺复兴，世界的现代是不可设
想的；如果没有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没有美
第奇家族，佛罗伦萨和文艺复兴都是不可设想的。
美第奇家族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营造了一个新文化的中心，把
财富和权力作为汇聚人文主义艺术大师的背景，构成了一个既有挑
战性质，又有示范性质的强大存在。历史，就在这种情况下大踏步
地走出了中世纪。哐、哐、哐，脚步很重，脚印很深。但丁的面模
供奉在他们家里，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的踪迹处处可见，大卫的
雕像骄傲地挺立着，人的光辉已开始照亮那一条条坚硬的小方块石
子铺成的狭窄巷道。尽管当时的佛罗伦萨还没有产生深刻的近代思
想家，但这座城市却在感性形态上，在骄傲激情上，为近代欧洲奠
定了基石。
在中国的历史转型期，总是缺少这种前瞻型的贵族结构，因
此也就看不到权力资源、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良性集结。中国的
社会改革者们更多地想到剥夺，这种剥夺即便包含正义，也容易使
历史转型在摇摆晃荡中降低了等级。
这中间，最关键的是文化资源。历史转型常常以权力和经
济开道，但要让这个转型真正具有足够的高度和重量，不可以
没有一大批文化大师的参与。美第奇家族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出
色，他们对于一代艺术家的发掘、培养、传扬、保护，使新思
想变得感性，使新时代变得美丽，而且，是足以留之于历史的
感性和美丽。
这座城市的市民并不是天生具有高超审美水平的，但他们在
追随美第奇家族，而美第奇家族却在追随艺术大师，这两度追随，
时间一长，就成了一种集体提升。
由此明白，欧洲人整体审美水平的提升，尤其在建筑、音乐
方面，都与长久追随贵族时尚有关。
这一切，在中国都很难做到。我在《行者无疆》中写道：
由美第奇家族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显贵、官僚、豪
绅，一般只沉湎器物享用，把玩琴棋书画，不愿意在公
共领域大规模地优化艺术文明，因此常常奢侈在高墙内，
毁弃在隔代间，难于积累成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让庶
民共享。
另一方面，我还从中国文化人的传统心态，作出了反省：
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我反复自省：为什么自己与美第
奇家族无怨无仇，却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排拒他们对文
艺复兴的巨大影响呢?也许与中国的某种传统观念有关。
中国的民间艺术家和文人艺术家历来以蔑视叔贵为
荣，以出入权门为耻，而与~,frl同时存在的宫廷艺术家则
比较彻底的成了应命的工具，描富吟贵、歌功颂德。这两
个极端之间几乎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似-~--~艮难想象当年
佛罗伦萨的那些艺术大师，出入权门而又未曾成为工具。
可见，我在佛罗伦萨想得更多的并不是艺术，而是社会进步
的资源合成，以及历史转型中的文化功能。中国的一次次进步和
转型，都容易流于急功近利，还误以为暂时牺牲文化是必要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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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成功关键，恰恰在于必须开创一种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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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看那一片墓地。我由此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格和行为
方式，作对比性思考。
我说的是德国柏林费希特、黑格尔的墓地。其实，欧洲可供
凭吊和游观的学人墓地很多，随之还有大量的故居、雕像，让后人
领略一个个智者的灵魂。
其实，那也是欧洲的灵魂。
欧洲觉醒在佛罗伦萨，却又在这些中欧、西欧智者的思考间
获得集体灵魂，走向精神的厚实。
德国的这些思想家，我以前在著述和讲课的时候经常提到，这
次面对他们的墓地和种种遗迹，产生了一种近似于“全息生态”的
冲撞。我在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时已经把中国古代文
人的生态比较深入地触摸过一遍，因此在面对德国思想家们的遗迹
时又隐含着重重对比，感觉更加强烈。
同样是知识分子，德国的同行在整体上远比中国同行纯粹，并
因纯粹而走向宏伟。历代中国人哪怕是最优秀的，都与权力构架密
切相连，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种密切的反向连结。因此，他
们的“入世”言行总是直关社会利义，构不成独立的文化思维；
他们的“出世”言行则表现出一种故意，虽有性灵巧思却难成大
气。直到今天，中国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热闹和书蠹式的寂寥间徘
徊，两方面都不到位，都带有自欺欺人的虚假。
德国学者很少有这种情况，即使像歌德这样在魏玛做大官，也
不影响他独立的文化思维和完整的艺术创造，例如完成了《浮士
德》。黑格尔庞大的哲学架构和美学体系，更不可能是应时之作。
他担任柏林大学校长，算是一个不小的行政职务了，却也坚守大
学创始人威廉·洪堡的宗旨，实行充分学术自由，不许官方行政干涉。
比黑格尔的思维更加开阔的是康德，却比黑格尔更加安静，终
身静居乡里，思索着宇宙和人类的奥秘。
但是，即便这样，他们也决不伪装出拒绝社会、摆脱大众的
清高模样，而事实上，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也确实无远弗届、处处
渗透，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欧洲的精神支柱。
7
再说那一份图表。我由此对中国文化缺少创新意识的自满'作
对比性思考。
图表在法国里昂的一家博物馆里，列出了这座城市在十九世
纪的创造和发明。我细细看了三遍，每一项，都直接推动了全人类
的现代化步伐，从纺织机械到电影技术，多达十几项。
这还仅仅是里昂，扩而大之，整个法国会有多少?但我又
看到，待到十九世纪结束，无论是法国的各级官员还是知识分
子都沉痛反省：比之于美国和德国的创造发明，法国远远落后
了!
正是这份图表，促使我在里昂的一座大桥上对着电视镜头发
表了一长段谈话，中心意思是：我们再也不要躺在遥远的“四大
发明”上沾沾自喜了。
中国由于长期封闭，不仅基本上没有参与近代文明的创造，而
且对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创造态势也知之甚少。结果，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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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现代生活各个侧面的主要部件，几乎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
我们的下一代并不能感受此间疼痛，仍在“四大发明”和其他零星
“国粹”中深深沉醉。这种情形，使文化保守主义愈演愈烈，严重
阻碍了社会发展的步伐。
西方有一些学者对中国早期发明的高度评价，常常会被我们
误读。因此，我在牛津大学时曾借英国李约瑟先生的著述来提醒同
胞：
历史总是以成果来回答大地的。先是昂昂然站出了
牛顿和达尔文，以后，几乎整个近代的科学发展，每一
个环节都很难离得开牛津和剑桥。地球被“称量”了，电
碰波被“预言”了，电子、中子、原子核被透析了，DNA
的结构被发现了……
身在大学城，有时会产生一种误会，以为人类文明
的步伐全然由此踏出。正是在这种误会下，站出来一位
让中国人感到温暖的李约瑟先生，他花费几十年时间细
细考订，用切实材料提醒人们不要—味陶醉在英国和西
方，忘记了辽阔的东方、神秘的中国。
但愿中国读者不要抽去他著作产生的环境，只从他
那里寻找单向安慰，以为人类的进步全部笼罩在中国古
代那几项发明之下。须知就在他写下这部书的同时，英
国仍在不断地创造第一。第一瓶青霉素，第一个电子管，
第一台雷达，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电视机……即便在
最近，他们还相继公布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试管婴
儿的消息。英国人在这样的创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国古代
的发明创造整理得比中国人自己还要完整，实在是一种
气派。我们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气。
8
那一座城堡。我由此对中国文化在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选择，
作对比性思考。
我是指英国皇家的温莎堡，以及不远处的伊顿公学。
中国近代，受法国激进主义影响较深，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
公社，激情如火、慷慨陈词、铁血拼杀、摧枯拉朽、翻天覆地，感
染了无数试图拯救中国的改革者们。相比之下，对英国的温和、渐
进、改良道路，反而隔膜。
后来，连法国社会最终安定在什么样的体制下也不关心了，
关起门来激进得无以复加，信赖“不破不立”、“以破代立”、“只
破不立”的革命逻辑，甚至在和平年月里仍然崇拜暴力，包括语
言暴力。
很容易把这种激进主义当作理想主义加以歌颂，即便是在经
历“文革”这样的极端激进主义灾难之后，还有不少人把一针见
血、刺刀见红、剑剑封喉、穷批猛打作为基本的文化行为方式，却
没有引起人们警觉。而事实上，这种激进主义对社会元气的损伤、
民间礼义的破坏、人权人道的剥夺，业已酿成巨大的恶果，不仅祸
及当代，还会贻害子孙。
对此我早已切身感受，又读过李泽厚、刘再复、甘阳等学者
的相关论述，深以为然，但在深秋季节进入温莎堡和伊顿公学东张
西望地漫步长久，才在感性上被充分说服。
我把自己在温莎堡和伊顿公学里产生的感想写到考察日记里
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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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考察过程中，城市文明的问题想得最多，到了比利时
的布吕赫(台湾译布鲁日)栖息几日，还查阅了近来国际间有关这
个问题的讨论资料，作了一次归结性思考。这次思考的脉络，后来
也写入了考察日记，发表时加了一个奇特的标题：((与平庸一起栖
宿》。
10
现在要面对的另一个对比点，是沿途处处可见的一群群闲人
了。我由此对当代中国民众在忙碌的经济奋斗中缺少人文目标的盲
目性，作对比性思考。
在欧洲各地，总能看到大量手握一杯啤酒或咖啡，悠闲地坐
在路旁一张张小桌子边的闲人。他们吃得不多，却坐得很久，有的
聊天，有的看报，偶尔抬头打量街市，目光平静，安然自得，十分
体面。
这又与我们中国人的生态构成了明显对比。
记得在意大利时曾通过翻译与当地的一些朋友专门讨论过这
个问题。现在已经有很多中国移民特别是我们浙江移民在欧洲谋
生，意大利朋友对他们既钦佩又纳闷。佩服的是，他们通过自己日
以继夜的辛劳，快速地克服了地域、语言和文化背景上的巨大障
碍，不仅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而且还积累了可观的财富；纳闷的
是，他们几乎没有闲暇，没有休假，让人看不到他们辛劳的目的。
说是为了子女，子女一长大又重复这种忙碌。
平心而论，我比外国朋友更能理解我们同胞的行为方式。以
前长期处于贫困，后来即便摆脱了贫困也没有能够进入欧洲式的福
利社会，对自己家庭今后的日子缺少安全感，不能不以埋头苦干来
积累财富，争取比较长久的安逸。
但是，问题在于，当这种苦干扩大为一种群体行为，又由群
体行为演变成心理惯性，在一个个目的达到之后还在无休止地延
续，那就陷入了盲目。
我在罗马时，惊叹因绝大多数市民休假而几乎空城的景象，并
由此想到了他们与中国人在文明生态上的重大差异。休假，牵涉到
人与自然、艺术、体育的关系，所以这种差异在内涵上相当深刻。
我写道：
中国人刻苦耐劳，偶尔也休息，但那只是为了更好
地工作；欧洲人反过来，认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
为了休假，因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杂务中断，使焦
灼凝冻，使肢体回归，使亲伦重现，亦即使人暂别异化
状态，恢复人性。这种观念融化了西方诸如个^权利、回
归自然等等主干性原则，很容易广泛普及，深入人
心……
中华文明注重实用理性，绌于终极思考，在经济发展的道路
上较少关心人文理想。这一点，欧洲常常使我清醒。例如北欧有些
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并不太快，其中大半原因，就是由于
实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
为此，我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写下了一段话：
更值得我们留心的，是经济背后的文化理念。北欧
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以人类尊严和社会公平的标
准来评价经济关系的原则，令人感动。
我学着概括了他们那里的一系列逻辑关系——
社会安全靠共同福利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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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
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
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
正常秩序靠社会责任来实现；
社会责任靠公民义务来实现。
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为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为责任，
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其实，这已触及到人类的终极关怀。
我说，想到这里，慢吞吞、暖洋洋的瑞典模式很值得处于高
速发展中的国家关注。
那么，缩小了看，那些在欧洲很多街边可以看到的休闲人群，
也值得我们进一步读解。正在快速积聚财富的中国人，有没有想过
自己今后的生态模式呢?财富无限而生命有限，当人生的黄昏终于
降临，你们会在哪里?
11
接下来，是那块巨石。我由此对中国文化历来看重老式荣誉、
轻视法律意识的传统，作对比性思考。
从瑞典出发到冰岛，就一定要去看看辛格韦德利火山岩间的
那块巨石，大家叫它法律石。
我去时那里非常寒冷，却咬牙忍冻站了很久。初一听，那是
北欧海盗和他们的后裔们自发地接受法律仲裁的地方，去看看只
是出于好奇。但我对着法律石却想到了中华文明的一大隐脉，后
来回到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后花几天时间一连写了好几篇文
童。
中华文明的这一大隐脉，就是武侠精神。以家族复仇为起点，
神奇、痛快、亮丽、壮烈，充满了官方史记之外的世俗人格崇拜，
成为诸多叙事艺术的不衰题材。
然而，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法律石前，我发现了当年北欧的
好汉们如何花费几百年时间，痛苦地更换荣誉坐标，改写英雄情
怀。
更换和改写的结果，是放下长剑和毒誓，去倾听法律的宣判，
以及教堂的钟声。这就与中国好汉们遇到的招安还是不招安的问题
判然有别了。如果说他们也被“招安”了，那也不是被朝廷和官
府，而是被法律和宗教。这之间的区别很大，却又异中有同。我写
道：
北欧的海盗凭着两只乌鸦的指引到达冰岛是九世纪
前期，一百年后已陆续来了约两万人，他们多数已经是
和平的拓殖定居者了，但控制着他们的还是让人热血沸
腾又毛骨悚然的人生观念。
按年代比照，这是中国历史上相当于关汉卿、王实
甫他们在吟咏着赵匡胤到李后主的故事。
很多好人本来是为了求一个社会公正而勃然奋起的，
结果却给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样的例子比此皆是，
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规则又
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
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
这个精神险关，才能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特别注意的，是北欧的好汉们通过这个精神险关时的挣扎
过程，以及《萨迦》对于这个挣扎过程的细致描述。相比之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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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也许因为温和渐进，容易被人批评为不深刻。
但是，社会发展该做的事人家都做了，该跨的坎人家都
跨了，该具备的观念也一一具备了，你还能说什么呢?
较少腥风血雨，较少声色俱厉，……只是一路随和，
一路感觉，顺着经验走，绕过障碍走，怎么消耗少就怎
么走，怎么发展快就怎么走，这种社会行为方式，已被
历史证明，是一条可圈可点的道路。
由英国出发，我还认真地考察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王室和贵族
集团，产生的感觉也与过去的成见有很大不同：
贵族集团在整体上因不适应现代社会变得保守和脆
弱，但其中也有—批优秀人物审时度势，把自己当作现
代规则和贵族风度的结合体，果然产生独特的优势，受
到尊重。现在欧洲的一些开明王室如西班牙王室、丹麦
王室、瑞典王室便是如此，他们有时甚至还奇迹般地成
为捍卫民主、恢复安定的力量。因此我这一路曾多次听
那些国家的民众说，如果改为总统制，他们也极有可能
当选。
这种情景使我明白，中国在实行激进主义的时候，还常常犯
有“顾名思义”的毛病。一个名号，一个称呼，一个头衔，一顶帽
子，成了毁灭或争夺的全部理由，结果使社会步伐一直晃动在浮表
层次上，而无视实质。
有趣的是，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放弃
了激进主义，使得一部分人对“贵族”一词产生了另一个方向的
“顾名思义”，开始躲躲闪闪地以“贵族血统”或“贵族学校”相标
榜。对此，我不客气地写道：
中国历史和英国历史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完全不必
去发掘和创造什么贵族。有人说这只不过是说着玩玩而
已，而在我看来，这种玩乐包含着很大的损失和危险。把
“盗版”来的概念廉价享用，乍一看得了某种便宜，实际
上却会损害很多本来应该拥有确切身份的人。例如那些
文化人硬要把曾祖父比附成贵族，老人家必然处处露怯，
其实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风霜老人，完全可以不加虚饰
地成为一个研究典型。
当前一些新型的富裕人群也是如此，本来还会在未
知天地中寻找人生目标，一说是贵族，即便是说着玩玩，
也会引诱其中不少人装神弄鬼起来。中国很多人富裕起
来之后很快陷入生态紊乱，不知怎么过日子了，文化人
批评他们缺少文化，其实在我看来，更多的倒是受了那
些看起来挺“文化”的概念的毒害。
我认为，中国应该从英国和欧洲其他保留王室的国家学习的，
不是“贵族”名号，而是一种精神平衡原则。
这种精神平衡原则主要有两点：
一、传统文化与创新精神并行不悖，共臻极致；
二、个人自由和互相尊重并行不悖，形成公德。
中国恰恰是在这两点上，一再地顾此失彼，偏于一端，甚至
你死我活，两败俱伤。
9
有一些座位，也成了重要的对比点。我由此对中国文化在近
代城市生态上的缺漏，作对比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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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在巴黎寻找萨特常去的咖啡馆时，强烈感受到城市生
态的特殊风韵，并由生态联想到心态的。
我这样描述他们的聚集心态一
他们可以如此地不关顾别人的存在，其实恰洽是对
别人存在状态的尊重。
尊重别人正在从事的工作的正当性，因此不必警
惕；尊重别人工作的不可干扰性，因此不加注意；尊重
别人工作时必然会固守的文明底线，因此不作提防。这
一切对他们来说已经习惯成自然。
其实，他们的气场之墙是半透明的。他们并不是对
周围的一切无知无觉，只不过已经把这种知觉泛化，泛
化为对热闹人世的领会，对城市神韵的把握。
我们的惯常生态却正好相反：
我们早已习惯，不管站在何处，坐在哪里，首先察
看周围形势，注意身边动静，看是否有不良的信息，是
否有特殊的眼神。
中国文人历来主张“宜散不宜聚”，初一看好像是最
讲独立，但是，虽散，却远远窥探，虽散，却单—趋同。
法国文人即便相隔三五步也不互相打量，中国文人即便
迢迢千里、素昧平生，也要探隐索微、如数家珍。
这些对比所包含着的文明差异，非常丰富。
一种集体的生态和心态，是由共同规则长期训练出来的。这
样的共同规则，便是城市文明的基石，比楼房和街道还要重要，
但在我们中国的城市间，形成不多。即便后来有了一系列规定，
也往往缺少周致的理性衡定，更来不及沉淀为心照不宣的约定俗
成。
在卢森堡，我在一系列观察中集中地思考了中华文明在都市
逻辑上的薄弱，觉得这很可能是目前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软件障
碍。我写道：
康德说，欧洲启蒙运动的巨大功效，是让理性渗透
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国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包括启蒙运动在
内，总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远的概念上，很少与日常生
活连接起来。结果，他们所传播的理性原则往往空洞干
涩，无益于具体生活，也无法受到生活的检验；同时，他
们自己所过的生活又往往失去理性控制，甚至非常不合
逻辑。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集体行为需要疏通逻辑，
有太多的行业性逻辑需要获得整体协调，这本是文化人
应该站立的岗位，然而奇怪的是，不少文化人不喜欢做
这些事情，也不希望别人来做，反而乐于在一些最不合
乎逻辑的情绪中异想天开。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上很少有机会让文化人来参与都
市逻辑的构建，也许那时的历史不在乎都市，也许那时
的都市不在乎逻辑，也许那时的逻辑不在乎文化。这种
情景所产生的恶果，现在由都市来承担。
在我的幻想中，最好的情形是，在刚刚从大学毕业
的年轻学人中，居然有几个静下心来，细细研究国际间
和我国历史上的文明行为规范，对照现实社会的反面例
证，写出一本本诸如《行为理由》、《必要禁忌》、《都市
契约》这样的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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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又因列强入侵而重新调集，隆重谱写。这一些，都是合理
的，但如果在早已不同的时代环境中仍然作为我们应对外部世界的
基本态度，显然不合适了。
人类社会存在着远远高于民族国家的普遍原则，每个个人也
存在着超乎国家公民之上的人权身份，当代世界更存在着大量任
何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共同课题。我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考察时
已经感觉到，一种民族文化如果过度地夸张了自卫敏感，就会把
自己的体量削尖，进入仇仇相报的永久轮回。目前，当中国终于
大踏步走向国际社会的时候，既有可能因视野的打开而更显气度，
又有可能因竞争的激烈而倒退回狭隘，两种可能都已呈现为大量
事实。
我还记得小时候在语文课上读到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时
的感动情景。故事发生在因战争牵动土地归属和文化归属的敏感
地带，我当时就想，像小佛朗士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一定会成为
爱国的士兵而浴血战场吧?年岁使我改变了这种预期，上一次到
中东历险曾在戈兰高地和巴勒斯坦难民营与当地的许多孩子有过
交谈，他们大多还是当年的小佛朗士，而我则已不希望他们再是
那样。
到斯特拉斯堡，我知道，这正是都德《最后一课》的取材地，
满街行人应是小佛朗±的后代，那里有欧盟的一个办公处，大厅最
中心地位是一位叫做路易.韦丝的女士塑像，据说欧盟开会时与会
代表都会向塑像敬礼，她是为欧洲联合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物。我
想，当年，在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也读过都德的《最后一
课》吧。但她的结论不是为国界而浴血奋战，而是用和平的脚步模
糊国界。
由此，我想起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总部的两幅壁画。在这
两幅壁画之下，几十年来各国政要唇枪舌剑，但这两幅壁画却描绘
了两个最根本的题材：什么是一个国家的胜利，什么是一个国家
的失败。胜利的仪式上，年迈的老母亲们对着一具具烈士的灵柩呆
若木鸡；失败的俘虏中，复仇的烈火已从双眼燃烧到了双拳。画
这两幅壁画的是西班牙画家，我想，这是艺术家用自己的语言在
各国政要的头顶发言。
于是，我觉得，在欧盟的那面蓝旗下，我有一些话应该写给
中华文化：
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维却无比开阔。他相信人类
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反社会倾向而实现社会性，
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
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
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
动的理论根据……我本人也更喜欢康德，喜欢他跨疆越
界的大善，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民族主
权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对此
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而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
定是最终的方向。
欧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别敬仰的歌德和雨果，
也持这种立场。
我很注意康德提出的“反社会倾向”这个概念。这
个概念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反人类”，而康德所说的
社会就是人类有秩序的和谐组合。在他心目中，用人类
的整体理性来克服反社会状态，远比费希特强调的民族
精神和黑格尔强调的国家学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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