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gela1019

<FONT size=4>工厂风情<BR>　　　　<BR>　　　　<BR>　　　　　　临时工介绍所给我一份工作，去一个工厂包装。和我同去的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取个英文名字叫密妮，听来很性感，Ｍｉｎｉ，就是小巧的意思，中国人翻译成“迷你”，比如迷你裙什么的。这个姑娘的确很性感，飞扬的眼神，晰白的皮肤，丰满的胸部，走起路来小步弹起（我们当学生时，戏称这种步子为“躞蹀而行”），总之她是那种很惹人注意的女孩。<BR>　　　　　　我们去的工厂是澳洲一间知名公司的包装车间。包装食品保鲜纸和烤箱铝箔。车间的一角是经理办公室，大玻璃窗门，从里面可以看见车间的各个角落。经理麦哈蒂，三十来岁，样子很威严，黑色的卷发一层一层趴在头上。深凹的眼窝下，眼珠闪着黑光，深不可测。他扫了我一眼，目光在密妮身上停了几秒钟。这几秒钟就决定了我们各自的工作。他转向我：“你跟我来。”我被带到一个角落，一个中国女孩正在热压机前把保鲜纸包装封口。她干得非常熟练，把保鲜纸卷放在塑料包装纸上，边滚边把包装纸两边塞进纸卷，滚到头，在热压机上一烫，就完成一个，三四秒钟。麦哈蒂吩咐：“秋荻，你教她做。”就离去了。我滚着保鲜纸，象滚着刚出锅的老玉米，十指忙乱。秋荻不时停下来告诉我，“两手不要抓得太紧，也不能太松。用拇指和食指卷，中指塞两边。”<BR>　　　　　　密妮干什么呢？我放眼寻找，见她坐在麦哈蒂办公室外的桌旁，手执一个标签机在往卡片上贴标签，神态悠闲。她面向办公室坐着，正好与麦哈蒂隔窗相对。<BR>　　　　　　贴标签本是艾玛的工作。艾玛是个年轻漂亮的埃及姑娘，撩人的黑色大眼睛，披到腰间的黑色卷发，紧身的黑色小衣和超短裙，最惹眼的部位自然是肥美的胸部和臀部。艾玛原是个普通工人，后来成了埃及老板麦哈蒂的情人，每天下班钻进他的汽车，早上又从他的汽车中钻出来。现在她整天进进出出麦哈递的办公室，看不出她在忙什么。没事时就坐在麦哈蒂的办公桌上，迭起大腿，抽烟聊天。不过艾玛还是保持普通工人本色，和大家相处很好，对我也很有礼貌，见我忙得团团转时，会悄悄走过来，大眼睛友善地一挤，说，别忙，慢点干。<BR>　　　　快下班时麦哈蒂走过来问秋荻，干得怎样，当然是问我的情况。秋荻说干得很好。麦哈递数数我做完的箱子，比定额还差一箱。他摇摇头说：“Ｎｏ　ｇｏｏｄ”。秋荻悄悄鼓励我：“其实你第一天干成这样，很不错了。<BR>　　　　　　下了班经过密妮身旁，对她说：“你真够幸运的。”她莺声燕语回答：“贴标签贴得我手指头好痛哦。”又往窗子里飞去温柔一瞥，那边，正在眼瞪瞪热辣辣地望着她。<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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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　洗澡<BR>　　　　<BR>　　　　我招呼神父去洗澡。神父九十岁了，是我工作的这一层楼里唯一的男性。根据他从前在教会的神职，大家都叫他“Father”（神父），他卧室门上的姓名卡上也写着“Father”。他的真正名字是什么，没有人关心。只有贴在床头那张发黄的剪报记载着他的身份和历史。剪报上有一张他身着教衣的照片，英俊的面孔流露着一派庄严慈祥的表情，文章报道了他几十年为宗教献身的精神和业绩。六十年代的那张剪报和今天的神父只有咫尺之隔，瞬间距离，却浓缩了三十年的岁月。眼下的神父，目光呆滞地坐在扶手椅上，身体被一条毛巾鬆鬆地捆着。他神智不清，经常无目的地到处乱走，走到一个老太太的屋里躺在床上就呼呼地唾觉，老太太吓得大喊大叫，万一闹出个心脏病发作，护士可担当不起。有一次他走得无影无踪，惊动了所有的护士，几番搜寻才在楼下花园里找到他。如果再跑到街上，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护士们只好用毛巾捆住他。<BR>　　　　我解开毛巾，拉起神父的手去洗澡间。神父的身架高大，我只及他的肩膀，他像三岁小孩一样乖乖跟着我。艾拉迎面过来，脸上露出意义不明的笑容。本来应该是她给神父洗澡，她却把这差事推给了我。艾拉不喜欢神父，因为他打过她，气得她跑到院长那里去哭诉。神父有时无缘无故打人，他打人时，眼睛忽然露出凶光，蒲扇一样的手猛地煽过去，让人猝不及防。他曾一辈子宣扬仁慈和博爱，在他打人的时候，他的潜意识里是哪个被压抑的因素在起作用，我真是纳闷。<BR>　　　　神父老老实实坐在浴椅上。我调好水温，把毛巾打上肥皂在他身上搓洗。随着我的手的动作，他身上松弛的皮肤来回移动，好像是个套在身上的皮囊，没有固定的位置，他像一个无知无觉的人听凭摆布。十分钟后洗浴完毕，我拿起浴巾擦干他的脸，他一把推开浴巾，抬头望着我，手续指下身，嘴里呜噜着。“洗过了，Father，你现在干净极了。”我顺手用喷头又给他冲了一下那里，“快，擦干，别冻着了。”神父仍固执地指着两腿间的那块肉：“呃……呃……”乞求地望着我。我不知道他还要干什么，对着门外喊来了艾拉，“艾拉，神父要干什么？”“神父要你给他洗那个玩意儿。”“我已经给他冲过了。”“他要你用手洗，他总是要人这样给他洗，艾拉用手比划了一个猥亵的动作，又露出那种意义不明的笑容，我这才明白了那笑容的意义。“不行，我不管，艾拉，你来洗吧。”“这是你负责的人，我为什么要洗。别担心，他根本不行了。对我们护士来说，就像洗胳膊洗腿一样无所谓。既然他喜欢这样，哎，就当送他一个圣诞礼物吧。”艾拉转身走了，我冲着她的背景心里骂道：“讨厌的家伙！”<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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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第三辆车：“特悚”（Datsun达特桑）<BR>　　 黑暗中的交易<BR>　　<BR>　　车子还是需要的，不然工作怎么办。丈夫找到一份工作，送杂志，必须用车。他迫不及待地自己去买车。真是令人失望，开回来的车又小又破，是七五年（一年比一年倒退）的达特桑。马粪色的车身坑坑洼洼，伤痕累累，实在是丢人现眼。丈夫永远是麻线穿豆腐提不起来的穷人心理，凡他买东西，必是拣最便宜的：“在一个中国人手里买的，才六百块钱。他还挺得意。”“也太破了，怎么能开上街。”“哪里那么多钱，你不是还要交学费？”也是，又要交四千六百元学费了。想到这份理解，心里有了些感动。懂行的朋友看了说，上当了，最多值二百块钱。<BR>　　买车后两个月就要过年检了，急急忙忙堵上了车的锈眼，太大的地方塞上一团报纸，表面用糨糊贴上一张纸，刷上一层漆，暂时应付一下。漆的颜色不对路，是土黄色，斑斑点点的黄色好象马粪中没消化了的料豆。车子开到修车铺，人家连正眼都不给，斜瞥了一眼说，绝对不能过。怎么办，才两个月六百元打就水漂了？<BR>　　每到这时候总有朋友热心帮忙。一个朋友说，我的朋友的朋友车子也过不去，不知在哪里买了一张粉纸（年检合格证明是粉色的纸，人们通常称之为“粉纸”），我可以帮你问问。于是朋友去问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去问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话传回来问此人是否可靠，话传回去说此人绝对可靠，绝无卧底或线人之嫌。终于卖粉纸的地址电话象传口令一样到了我手里，很象白色恐怖时期地下党的单线联系。<BR>　　卖粉纸的只有晚上“办公”。按照他提供的地址，摸着黑，曲曲弯弯不知绕了多少路，才在一个幽暗的小街找到那家。窄小的房间里挤着好几个等着买粉纸的人，买者和卖者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有生意眼，瞅准时机就有生意可做，不管是什么生意，能来钱就干。那阵，十有八九的中国人开破车。这不，粉纸买卖就应运而生。明知是违法，但为了对得起那六百块钱，我也只好知法犯法了。卖者手下有一大落盖好章的粉纸，在纸上打上一系列对勾，从买者手里收下一百块钱，嘱咐一声不要到处宣传，几分种就打发了一位。交易默默进行，言多语必失，大家心知肚明就行了。我多了一句嘴，保险吗？卖家白了我一眼，从来没有出过岔，害怕就不要买。放下一百元，我的小破车得到了一张体检全面合格证明。<BR>　　我和丈夫一起送杂志。一百多个销售点散布在悉尼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几千份杂志要在一天内全部送到。杂志又厚又沉，车子前后都装满也只能装五百来份，只好送完一拨再返回印刷厂取一拨。可怜的小车子超负荷地运转着，动不动就“犯悚”，赖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停歇喘息，引起一片交通混乱。一天夜里一点多钟，杂志还没送完，在一个人人谈虎变色的高犯罪率街区，车子又熄火了。丈夫站在马路中间截车求助，半天才有一辆车子经过，见有人拦车，逃之不及，谁敢在此时此地停车？一辆巡警车过来，围着我们的车转了两圈，车上几道尖利的目光射在我们身上。我挤出一个笑容，他们见是一个女人，无甚大碍，便扬长而去。这倒提醒了我，安排丈夫老老实实坐在车里，自己扮做一个无助的女子，战战兢兢在马路边挥手。终于有人动了恻隐之心，帮助把车子发动起来。<BR>　　虽然二十四小时连轴转，杂志还是不完。老板说，这样不行，你们得换车，否则……为了保住工作，我们当下就奔了车行，买了第四辆车。<BR>　　那辆“特悚”呢，再也无望在马路上行走，五十元卖给了拆车厂，在那里车子将被还原成各种零件出售。离开拆车厂时我回头望了望，可怜的小“特悚”乖乖地趴在那里，尚不知已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一阵心酸，它虽有诸多“过错”，毕竟心焦力卒地为我们做了不少贡献。</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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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第四辆车：“伏地”（Ford福特）<BR>　　 最不受信任的行业<BR>　　<BR>　　人人都要买车，人人都要修车，但是民意测验说澳洲最不受信任的行业第一是卖车行，第二是修车铺。按说不至于个个车行和个个车铺都失信于民，但偏偏都让我碰上了。<BR>　　一进车行，就被卖车的粘上了。眼睛刚刚落在一辆可以装一千份杂志的大福特身上，卖车人就开始吐莲花地夸奖那辆车子。他拉着我们围着车子转了几圈，又是减价又是加换新胎，把我们都转晕了，糊里糊涂三千块钱的福特就归了我们。<BR>　　这辆八零年制造的福特终于让我们在九十年代的中期进入了八十年代车辆的行列。从外表看来，车体不错，又大又结实，还有六缸的大马力。装上满满一车杂志，轻轻一点油门，巨大身躯便轻快地蹿出去。上马路牙子如走平地，连个磕绊儿都不打。开着这辆大车，人家说我象女英雄坦克手。<BR>　　车子的保修期为三个月。恰恰第四个月开始，毛病接踵而来。引擎漏油，活塞磨损，皮管老化，齿轮盘打平，离合器破裂……。听人说这是车行的本事：大毛病不真修，随便弄弄能对付三个月，一过这三个月您自己招呼吧。一天车子开动后发出怪声，怎样都找不出声源，姑且开着上街。在一条市内高速公路停下等红灯时，突然听到嘎巴的断裂声。车站再不能挪窝。NRMA工人前来查看后倒吸了一口气：“车子底盘断裂。你真是幸运，如果正在高速行车，您也就玩完了。”福特成为“伏地”了。<BR>　　五天一小修，十天一大修。修好了倒也罢，无奈碰上的修车铺又是十有八九黑心肠。一天车子不断熄火，只好顺坡滑进了路边的一个修车辅。说是发电机坏了，要换新的。花了一百二十块钱，老板还慷慨地说，只收了成本费，人工费就免了。我怪感动的，千恩万谢半天。不到十天车子连火都打不起来了，NRMA工人检查，还说是发电机坏。我说不对吧，发电机是新的，才换了一个多星期。工人摇摇头，似乎为同行感到羞耻，这根本不是新的，你们受骗了。他告诉我们应该向汽车维修行业的什么联合会投诉，要修车辅赔偿一切损失。他取出一张纸详细地写下了车子的问题以及投诉部门的地址电话。但是我突然想起那个车辅老板根本就没有给我发票，那时光知道感恩戴德，忘记了发票的事。想想告状很麻烦，自认倒霉算了。<BR>　　这一类的事举不胜举，说多了大家都心烦。无尽无休的修车费已经与买车钱等价，再加上昂贵的油费——：六个缸的马达鲸吞的汽油是普通车的两三倍。总之这车子不能再要了。登报出售后，一个乡下人来看车，第一句话就是很憨厚地问：“你的车子为什么卖那么便宜？”我也很诚实地回答：“车子太老了，常出毛病。不过所有的主要部件我都换过了。”当下成交。他付了一千元，带走了我的心病。<BR>　　唉，人与人之间多久才能以诚相待呢。<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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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第五辆车：蓝鸟（Bluebird）<BR>　　 吸毒者的故事<BR>　　<BR>　　开得最久的就是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的蓝鸟，已经五年了。八四年造，四千元买的。从买七五年造的到买八四年的，从买六百元的到四千元的，日子确实一天天好起来了。这辆车能扛五年，并非说它的质量特别好，它和其它的车子一样平均每年进车铺大修五次，招NRMA小修十几次。只是因为这些年曾经给洋人修车铺干活的中国学生很多人都开了自己的车铺，价钱便宜，质量保证，免却了修车受骗的烦恼。<BR>　　这辆车的经历比其它的车更带有传奇性。一天丈夫两手提满大包小包闯进家门，气急败坏地呼道：“车子丢啦！”他把车子停在一个露天小泊车场去买菜，半个小时后回来，车子已经无影无踪。丈夫急赤白脸，我倒不太着急，周围的朋友几乎人人都有一本丢车史，后来绝大多数又都找了回来。被盗的车有两类，一是新车名车，那是专业集团干的。盗去的车子被拆成零件偷运出口，这些车子休想再找回来。另一类是破车，窃贼多是些小青年。前些年偷车是为了兜兜风，玩够了就扔在路旁。这些年偷车是为了入屋行窃，销了赃买毒品。吸毒的人越来越多，因此盗窃及失车案也越来越多。一般来说偷来的车容易被发觉，这些人用完了就扔掉，再用再偷。我们的破车还是有希望找回来的。不管怎么样，必须去警察局报案。<BR>　　警察面无表情地做了记录，好象只是接到了“我在马路边，丢了一分钱”的报案。在澳洲每七分钟丢一辆车，警察们的耳朵早已听出了茧子。末了警察说：“回去等着吧，找到了我们会通知你。”我斗胆问了一句：“你们怎么找？”警察说：“有人看见丢弃的车子会来报告的。”合着他们的工作就是守株待兔。<BR>　　十天后警察局来电话，车子已经找到，有损坏，还能开。再见蓝鸟时已经面目全非，大盖上被砸了好几个坑，后保险杠撞弯，左边的挡泥板撞瘪，右侧镜粉碎，还有无数划痕。那帮家伙干什么来着？钻进车里更是毛骨悚然，门上和方向盘上血迹斑驳，手刹下积着厚厚一层黑褐色的干血。五支带血的针管，一堆装海洛因的小瓶四处丢弃。地上堆满染血的手纸，还有一些手纸上是已经僵硬了的可疑的黄色斑迹。我捏着鼻子小心翼翼地把这些东西清理出去。清理时又发现一叠数学算草纸，写的是分数加减法的算式，澳洲八九年级的数学。女儿眼睛尖细，在坐椅的缝隙处发现了一只金色的戒指，一只金色的耳环和镶着一块紫水晶的金色镯。我一辈子没佩过金，戴过银，对这堆东西的真假一筹莫展。我拿在手上掂量着，财迷心窍地说：“要是真金，咱这车也丢值了。”女儿一把夺过去，转身扔进了垃圾箱。她好象比我更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BR>　　到现在为止，什么人偷车，偷车后干了些什么事全有了答案。根据这些迹象或许可以写出一篇蛮精彩的小说。不幸的是，这是现实。<BR>　　每年最头痛的事就是过年检。去年是在一个中国留学生开的车铺过的。他说，按说这车已经过不去了，再给你一年时间吧，明年该换车了。车子又超期服役了一年。现在的蓝鸟挡风玻璃上有一条尺半长、九曲十八弯的裂纹，喇叭不响，雨刷折断，公里表、油表、车温表永远坚守零点，四个门有一个从外面打不开两个从里面打不开，后备箱锁坏了，形同虚设，车身贴满了胶纸。一个洋人说，我感觉你这车撕开胶纸，整个车身就要散架。另一个说，你这车除了司机工作，哪都不工作。不管怎么说，蓝鸟的翅膀还在沉重地扇动。<BR>　　今年又到了年检时候，还是去那个中国车铺。老板说：“太破了，过不去了。”我央求道：“让我再开一年吧。”他沉吟了一会儿，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在粉纸上打了一串对勾：“这可是最后一年了。”我顿时浑身轻松，认识几个中国朋友，有时候真能帮上大忙。<BR>　　现在的中国留学生几乎人人开着锃光瓦亮的好车。算一算十年来买车和修车的钱足足可以买一辆最新款式的马自达什么的。但是账不能这么算，当真要买的时候，手头的钱只够买一辆十五年以上的老车，然后那一点点积攒起来的钱还得一笔笔扔进修车铺，这就是开破车的恶性循环。要想买一部劳斯莱斯一类的车，老死累死也没门。看来明年还是得买破车。<BR>　　不过话又说回来，开破车又怎么了，不开破车哪有上述经历？有时我还有几分感激，那些破车带我驶进了社会和人性的腹地，让我大开眼界大长见识。值得。<BR>　　<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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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上司官是个澳洲人，他看看眼前我这位尴尬的妇人，再看看桌上那些乘飞机行万里的鸡零狗碎，随手拿起一两样东西掂量掂量，略一沉思，低声对华人检察官说了些什么。就在我一横心一闭眼，要杀要剐请便时，事情发生了转机，检察官不声不响地把缴获品又塞回我的箱子，只留下两颗核桃。“你可以走了。”至今我也没弄清那位上司官为什么把东西还给我，当时更来不及思考这个问题，只是大大松了一口气。随之而来的感激心情竟然给了我得寸进尺的勇气：“那两个核桃也还给我。”上司官很和蔼地说：“核桃是树种，我们有规定，任何种子一律不可以过关。”我没料到自己会这样，从一上飞机就压抑着的离别年迈父母和亲人的难过心情突然爆发，我的眼泪迸出，大声嚷道：“那不是种子，是我父亲用了一辈子的健身球，现在送给我作为纪念，你们必须还给我。”<BR>　　　　面对女人的眼泪，上司官愣住了，就为了两个核桃？他慌慌张张拍着我的肩膀：“你不要哭，不要哭……跟我来，或许我们可以解决。”他把我带到办公室，给海关总负责人打电话，语无伦次地，一开口就说：“这里有一位女士在哭……”我本来绝无用眼泪要挟谁的意思，但这时禁不住想笑，堂堂的一位官员竟对一个情字无所措手足。<BR>　　　　总负责人来了，问明情况对我耐心解释：“我们之所以没收种子，是因为怕它带有病毒，从而影响澳洲植物的健康。核桃可以还给你，但是要先经过免疫处理。我们把它送到检疫所，往里面打一针，再还给你。放心，不会损伤核桃表面的。”然后他填写了一张免疫申请表，填到价值一栏时，他问我核桃值多少钱。我说：“作为核桃本身，最多几分钱，作为父亲的纪念品，无价。”他说：“理解。”遂填上：“无价”。他把表格和核桃收在一个口袋里，递给我一个地址卡片：“我们马上送去检疫。五天后你到这个地方取回你的核桃。满意了吗？”两位官员向着我微笑。<BR>　　孩子们吞食了扒鸡、金糕，根雕摆在书架上，假山石布置了盆景，两颗核桃时常握在我手心。看着这些东西，我有时也迷惑不解，在澳洲到底是情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情？<BR>　　（近十年海关检查愈加严格，上述物品绝对禁止入境，请勿仿效。）<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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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破车记<BR>　　<BR>　　<BR>　　我有过五辆车，但我绝不是大款。<BR>　　过去学政治经济学时，老师讲资本主义社会连工人都有汽车。不记得是褒是贬，只觉得不可思议，那时中国一个工人家庭买一辆自行车就是天大的事情。<BR>　　到了澳洲才发现果真如此，不论什么阶层，几乎家家都有汽车，有的还不止一两辆。在很多情况下，有车才能有工作。我们当然也要尽快张罗一辆车了。<BR>　　在澳洲我和丈夫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打工阶级，但我们曾经先后有过五辆车。从这五辆车延伸出来的故事记载了我们生活的多姿多彩及社会的形形色色。<BR>　　<BR>　　第一辆车：“拖呀拖”（Toyota丰田）<BR>　　 领教警察之厉害<BR>　　<BR>　　第一辆车是1977年产的丰田。原车主是在大学读博士的朋友。那位仁兄学问太高以至呆头呆脑，戴着几百度的近视镜，开车时头向前勾着，身子几乎趴在方向盘上。想想这个形象能开车吗？车祸一个接一个，最后一次撞车，终于撞掉了他开车的信心，说三千块钱买的车一千二让了，于是我就拍了板。车子买回来的那天，气势颇为壮观。汽车前脸瘪着，大盖呲牙咧嘴地张着，左右两块挡泥板象翅膀一样呼扇着，就开了过来。几个等着帮助修车的哥们儿上前又踢又踹，又拉又拽把车子大卸八块。吓得路旁福特宝马们防盗器此起彼伏，招来了车主们四下窥探。<BR>　　几个钟头后车子修好了。损坏的地方换上了二手零件，浅绿色的车身配上了白色的大盖、黑色的挡泥板。模样是花哨了点，但我已经非常满意了。这一辈子终于有一辆车，而且还捡了一个便宜。<BR>　　不料很快就尝到了开破车的倒霉滋味了，首先警察就不待见。考下P牌（见习车标志）后，一天在一个繁忙的交通路口，被一大堆大大小小的车子所裹挟，目不暇接，没瞧见交通标志，急急忙忙地在不该拐右弯的地方拐了弯，更没注意到一辆不知从哪钻出来的警车尾随而来。警车在我后面闪着红蓝警灯，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命令你停下来的信号。我哪懂呀，还傻乎乎地向前开。开出去一公里，警察急了，“呜哇”，“呜哇”拉起警笛，把我的车子逼到路边，引来满街侧目。警察问：“为什么不停车？”我嗫嚅道：“我、我不知道要停车。”警察问：“知道不能拐右弯吗？”“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不看标志？”“我真的没看见牌子挂在哪。”越解释越给自己抹黑，越解释越让警察搓火。本来挂着P牌违章行车就已经藐视法纪，警车追赶不停车更是胆大包天，竟然还要强词夺理。警察也不费那个唇舌了，打量了一眼我的破车：“违章拐弯，一张罚单。车上有锈，一张罚单。轮胎太旧，一张。挡风玻璃上去年的行车执照没揭掉，一张。”四张罚单！“这是你的地址吗？”他指着我的驾驶执照问。我诚惶诚恐地回答：“上星期刚搬完家，新地址是……”警察眼睛都没眨开出了第五张罚单：“搬家后驾照没有更换地址。”攥着四百多元的五张罚款单，我冲着扬长而去的警车狠狠啐了一口，如果开的是“奔驰”，你敢罚吗？<BR>　　朋友说你够幸运的了，我的车子不比你的差，在大街上被警察拦住，贴了张不准再开的条子。修又不值，只好扔了。<BR>　　车子常坏，老得叫NRMA（澳洲最大的道路车辆维修保险公司）从大街上拖走，干脆命名为“拖呀拖”。“拖呀拖”勉勉强强为我服务了一年，就再也拖不动了。为了感谢朋友们帮我买车修车，教我开车，我说这辆车谁爱要什么就拿什么。车子重新被大卸八块，朋友们各取所需，只剩一个空壳子扔在马路边。几天后壳子贴了一张市政厅的通知：如果不在限期内把车子拉走，将课以两千元重罚。我只好雇了一辆拖车把它送到垃圾场。这个宝贝“拖呀拖”，临了临了还花我五十元拖车费<BR>　　<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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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第二辆车：“窝里卧”（Volvo沃尔沃）<BR>　　 关于人性的启示<BR>　　<BR>　　人们大抵都有些势利眼。经验之谈是如果你开一辆好车，人们都要礼让三分。车子接近你时小心翼翼，保持一定距离，即使谈不上敬起码也是畏：撞不起。我总琢磨着应该买辆好车，可心里也明白，好车如劳斯莱斯就是卖儿鬻女也凑不够那钱。车子总归是要买的，至少不是那种撞了五六回，元气大伤，色彩斑斓的。那年退了两千多元的税，又开始寻摸车子。<BR>　　一个朋友说他家附近有个人卖沃尔沃（香港人叫富豪）。一时好奇就去看看。果然气派，乳黄色，大家子气。开起来又沉又稳，给人一种安全感。两千四百元拿到手，咱们穷人也开个名车美一美。车子开回家，朋友们围着看，那阵大家都开千把元的破车，你一句我一句很是羡慕：“老刘是先富起来了。”其实那车子不过是七六年造的老爷车，所有的部件均已超期服役，连里面的橡皮管都象纸一样酥脆。修起来才体会了“大有大的难处”这句话。一次一个控制拐弯指示灯的小部件坏了，这种零件几块钱一个，通用于多种车型，哪个汽车配件行都能买到。惟独沃尔沃有自己的脾气，不接纳通用零件。还得跑到沃尔沃车行买，在那里区区一个小零件身价十倍，七十五元一个！<BR>　　虽说是败絮其中，总还有个金玉其外。开起车来，感觉别的车都在让着我，连人都精神了一成。的确没有车敢撞我，但我却撞了别人。<BR>　　一天晚上到儿子学校开家长会。回家时车子刚上路，路边一个学生家长的车门突然打开，我躲避不及撞了他的门，左边的车头和挡泥板撞瘪。一眨眼，仿佛从地下钻出来，五六辆拖车围在那里虎视眈眈，摆出饿狼扑食的姿态准备抢生意。没经过这阵势，我浑身筛糠，上牙碰下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个家长恶人先告状：“你为什么撞我的车？”我哆嗦着：“你应该看一看再开门。”那个家伙还在指责着什么。围观的一个黑人看不过去，对他说：“我是路旁肯塔基鸡店的职员，我看见了你们撞车的经过，这是你的错。”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不要害怕，你应该叫警察来记录，我可以作证。”那人一听要报告警察，没了气焰，说：“你不要叫警察，警察来了要罚我一百五十元。”我确实没了主意，磕着上下牙说：“最好还是叫警察。”没料到那家伙脸色突然一变：“如果你一定要叫警察，那好，等他来了我要告诉他说是你儿子开的车。我们有四个人作证（他的车上还有他的老婆和一对与儿子同校的儿女），四个人反对两个人，警察是会相信我们的。”我呆住了，这是可能的。我们一个朋友一个人开车被别人撞了，对方车上有四个人，明明是他们的错，可是警察来了，四张红嘴一百多颗白牙，死死咬定是朋友的错。警察也愚蠢，问朋友他们有四个人作证明，你有旁证吗？朋友一个人百口莫辩，自认倒霉。我知道“谎言重复多次就成为真理”有时是行得通的。见我楞着，而十四岁的儿子惊慌地瞪着大眼，谎言又向真理迈近了一步：“你让你儿子开的车，我看见是你儿子开车。”这一下连肯塔基鸡店的职员也疑惑起来，严肃地问我“是你儿子开的车吗？”我的血冲上脸，突然间不再发抖，我冲那家伙嚷道：“不要脸！当着你孩子的面撒这样的谎，你有没有羞耻？”那人或是见我强硬起来，或是有些愧对儿女，软了下来：“只要你不叫警察，一切好说。”我也退了一步：“请你把出事的过程写下来，声明你是错误的一方。”黑人帮我检查了声明写得是否正确，又提醒我抄下对方的车牌、执照和保险号。争端结束，两辆拖车奔过来，把我们的车子拖走了。<BR>　　我曾经认为澳洲人以憨厚诚实著称。这件事发生后，我突然领悟人性之善恶不可以国家种族划分，否则必将陷入民族有贵贱，人种有高低的思想泥沼。至今我还感激那个仗义执言的黑人。<BR>　　很久我不敢开车，车子放在家里，朋友们戏称“窝里卧”。我决定把车子卖掉。开始我还担心受过创伤的老爷车不易出手，结果登报的当天一早就有个人赶来看车，开着一辆沃尔沃来的，价钱也不讲就买了货。我有点奇怪，你不是有一辆了吗？那人说我是一个沃尔沃爱好者，我还有一辆沃尔沃和你的一样，可惜车尾撞坏了，和你这辆车拼在一起就是一辆好车。我服了，还有这样一类玩名车的人，我可是没有资格的。我的“窝里卧”总算找到了它的家。<BR>　　所幸我没有什么损失，保险公司赔的钱和卖车的钱加起来，正好是当初买车的钱，人家说沃尔沃保值，的确。<B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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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小赵是无辜的。这笔钱不能就那么算了，不能既便宜了那个骗钱的家伙，又纵容了银行的玩忽守职。我说，我是有学生签证的。我来帮你追究钱的下落。<BR>　　从哪入手呢？我才来澳洲一个月，先不要说我根本不懂银行警察局这些机构的运作系统，我甚至连澳洲英语都听不懂。一天储岚带我去找工作，老板从鼻腔里滑出“你叫什么名字”，三遍，我竟然一点都听不懂。储岚急得怨道：“你还是读博士的哪，来混事儿的吧？”这种英语怎么和警察打交道？<BR>　　中国人笃信“出门靠朋友”，我想起一个朋友——阿琪，澳洲通。我是在一个工厂剪线头时认识他的。他是那个工厂的服装剪裁师，他从大陆偷渡到香港，又从香港来到澳洲已经很多年了。经历了无数曲折，阿琪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对我们这些留学生怀有一片爱心，邀请我们去他家作客，带我们出去游玩、照相。每次和我在一起，他都要不断地宣讲基督教义。规劝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皈依基督，为伟大的主服务。我想上帝是愿意帮助遭遇到不幸的人们的，他会通过他的仆人，比如服装剪裁师阿琪来帮助我们。<BR>　　　　我对阿琪讲了事情的经过，我说我准备到银行要回这笔钱，实在不行，就和银行打官司。我问阿琪，你说我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阿琪静静地听完了我的叙述，他的回答出我预料：“不要再寻找这笔钱了。”我十分惊奇：“为什么？”“这是上帝的意志，上帝收走了这笔钱。”笑话！“为什么上帝要收走可怜人的钱？”阿琪还是那雷打不动的平静：“因为各种各样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没准是惩罚他的罪恶，没准用这笔钱帮助更需要用钱的人。你和你的朋友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服从上帝的安排，接受这个事实。”<BR>　　　　上帝不肯帮助我，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信过上帝。这又一次印证了我在澳洲多次得到的经验：朋友帮不了你，上帝更指不上，自己去想办法。<BR>　　　　第一个要做的事是找出那个偷钱的人，把他扭送警察局，让他吐出那笔钱。也许我想得简单了点，可是我到哪去找“办案”的经验呢？我也不懂澳洲的法律，只能凭着直觉和义气办事。<BR>　　　　那个家伙不是持有悉尼大学的学生证吗？到悉尼大学去找他。我提着一个包到了悉尼大学学生处。我事先已经编好了一个故事，对学生处的老师说：“我是刚从中国来的，想找一个叫赵前的学生。他的家长在中国托我给他带些东西，可是我不慎把他的地址电话搞丢了，你们能帮我查找一下这个人吗？”我相信这个办法在中国一定行得通，可是学生处的老师回答得很干脆：“对不起，这是机密，我们不能透露给任何人。”“机密”一词她用的是“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我头一次听说，不懂。她解释说这属于学生的隐私，不经学生本人同意是不能告诉别人的。敢情在澳洲一个普通人还有这么大的隐私权。我继续试探这个隐私权究竟有多大范围：“那好，你告我他是什么系的就行了。”知道了系，到系里找他还不容易？她说：“这也不能告诉你。”我只好做最后的努力，提起带来的包：“这是我给他带的东西，怎么办？”包也没有说服力，她说：“唯一的办法是你再写信或打电话向他家人问清他的地址。”保密工作做得滴水不漏，我好象进了国家保安部。<BR></FONT>

angela1019

<FONT size=4>这一招失败了。好，就算找不到那家伙，银行也是脱不了干系的。银行错误的关键在于“学生证”。在澳洲学生证是最不具法律效力的证件，其功能最多相当于一张借书卡，连医疗证对证明身份的功效都比它强。在澳洲人们没有专门的身份证或社会安全卡之类的东西，证明身份最有效的文件是护照。但是护照不是人人都有，于是驾驶执照在澳洲是第一位的、最普遍的身份证明。在任何一个银行，取这么大笔钱是必需出示护照或驾驶执照的。银行只凭学生证就付了钱，无疑是他们的错误，理应赔偿。<BR>　　　　那个假“赵前”取钱的澳洲国民银行就设在悉尼大学里面。我找到了银行经理，经理承认这是他们的错误，他说在这里取钱的都是些单纯学生，久而久之职员们对可能发生的欺诈犯罪就忽视了。职员对顾客掉以轻心虽然不能作为他们错误的借口，但却无可奈何地道出了一个让人们不愿承认的事实：信任，作为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链条，已经脆弱得不堪一击了。银行职员相信顾客，从主观意愿上说没有错，可惜信错了对象。让我感到惭愧的是，她相信的对象也包括我们中国人，而其中一个欺骗了她。她得为这个信任付出代价。银行经理说，这钱不是一笔小数目，是否赔偿由总行决定，你们最好找总行谈谈。<BR>　　　　我又到了乔治大街国民银行总部去找总经理（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一位负责人对我说，目前他们还不能断定这件事的性质。警察局已经立案调查，如果警察局证明这是一起欺诈冒领案，他们会对受害人如数赔偿的。<BR>　　　　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问题的关键是警察局的结论，警察调查到什么程度了呢？<BR>　　　　现在我必须和警察打交道了。根据小赵提供的线索，我到萨瑞山警察局去找一位叫尼克的侦探。出人意料，在这里找人比在悉尼大学找容易得多。接待处的女警员并不多问便通知尼克探长出来见我。我在接待处等着那位探长出现，心中有些紧张又有些好奇。澳洲人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对警察都是敬而远之的，越是这样就越让我觉得新鲜和神秘。特别是处理这个案件的警察头衔是“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ｅ”——侦探。象福尔摩斯那一类人就是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ｅ，这更有刺激性。<BR>　　　　尼克探长出来了，果然不同凡响，是典型的美国行动片中警长的形象，中等个头，运动员一样结实灵活的身躯。最利害的是那双鹰隼一样的眼睛，深邃严厉，似乎一眼就可以看到你的心底。对了，他还有一个鹰勾鼻子。总之，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东西都不能逃脱他的手心，就象老鹰在上千米高空能够俯冲下来准确地抓住地上正在奔跑的兔子一样。在那双眼睛的直射下，我原来准备的并不熟练的英语就更结巴了。我告诉他：“我是小赵的姨妈（这样更有说服力），小赵的家人都为丢失的这一大笔款项着急，派我作代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双老鹰眼紧盯着我：“赵前本人为什么不来？”我不能告诉他小赵已经黑了，顺口说：“他不得不去打工挣学费和生活费。”见他没做出任何反应，我松了一口气接着说：“我已经去了银行，他们承认这是他们的过失，但是需要警察的调查报告，才能作出赔偿。半年过去了，你们是否作出了调查结果呢？”他并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询问我的姓名地址工作一系列个人情况，作了记录，我这就摸不着头脑了。他的澳洲口音极为浓重，我几乎听不懂，我更慌了，简直像一个案犯。最后他把本子一合，往椅背上一靠，说：“我们还在调查，很快就会有结果，到时候会通知你们的。”我觉得很窝囊，因为我的英语讲得太糟糕，因此我的神色不够坚定，自信心不够强。但是至少，我想，搁置了半年的案子可以重新启动了。<BR>　　　　果然几天后，尼克探长通知小赵去警察局，并且强调只让他本人去。小赵慌神了，不知是吉是凶，又不敢不去。他收拾了一下衣物，交待我几件事，像是立遗嘱。他让我陪他一起到警察局，在外面等着，万一出不来了，帮他做善后事宜，然后他战战兢兢走进了警察局，颇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怆。我坐在外面的草地上等着。<BR>　　　　一个钟头后，小赵出来了。他胡撸着胸口说：“可算出来了，吓死我了。”我抓住他：“快说，到底怎样了？”“你知道尼克探长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我们怀疑你自己盗取的这笔钱。理由是：一，我们已经查明悉尼大学根本没有一个叫赵前的人。二，你的钱丢了半年多，你却不急于找回来。三，你可以讲完美的英语，却不来警察局，而让你不会讲英语的姨妈来。’”我急问：“那你怎么说？”“到了这个份上我也就豁出去了。我告诉他因为丢了钱，交不上学费，我黑了，所以不敢再追这笔钱。”“侦探又怎么说？”“他查了我的签证，证实寄钱的日子确实在签证到期之前。他告诉我他们只管办案，签证的问题是移民局的事，他们不管。这我才一块石头落地。他取了我的签字，拿去让专家辨认，如果能证实我和取款人的签字不同，就可以洗清我作案的嫌疑了，并且我也可以得到赔偿了。”小赵欢快地在草地上打了个滚。事情有惊无险，还算顺利，终于向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不过侦探对我英语的评价让我有些着恼，我的英语还不至于“不会讲”，我讲得再差，也把我的目的说清楚了。<BR>　　　　两周以后，警察局告知此案调查报告已经送到银行。结果是：“失款属于被冒领，与小赵无干。”银行失职，应予赔偿。至于那个小偷抓住了没有，是警察的事了。小赵忙去自动提款机查账，六千美元连同半年的利息全部进入他的帐号！该怎么庆祝？当然是下馆子，小赵请我到餐馆，说：“尽管点你最爱吃的东西。”我第一次在澳洲的馆子里美美地吃了一顿。<BR>　　　　以后多少年，小赵提起这件事总是说，这是你给我的最大帮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其实追索失款的这个过程，对我了解熟悉澳洲社会，以及增强在澳洲生活的自信心都有很大帮助。但是对于小赵来说，钱虽然找回来了，却再也不能找回他的合法身份。在以后的多年里，“黑人”的身份伴随着他度过了许多艰难的日月。<BR></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