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海鸥南飞~~-第8页-狮城水库-新加坡狮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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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1019 LV6

发表于 15-4-2006 19:33:0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意见 　　 　　　　我得病的消息传得很快，不断有问候的电话打来。首先接到的是米歇尔的：“海鸥，你怎么样？”她用没有平仄的中国话问道。米歇尔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相识于八九年六月，她和一批澳洲在中国的留学生一起中断了学习，刚从中国撤回。在一次欢迎会上，我注意到了她，她正对围在身边的人讲述她在中国难忘的经历。她的黑黑的眉毛蹙在一起，深棕色的大眼睛带着激忿，带着同情。后来我们成为好朋友。没想到文化背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我们能有那么多共同的东西。我们有相同的生活态度、处世观点、审美情趣。我们还关切地倾听对方心底的秘密，那些她从不对她的澳洲朋友讲，而我也从不对我的中国朋友讲的事情。 　　　　我一五一十地把病情告诉米歇尔。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一般澳洲人在这样重要的手术之前，一定要取得第二意见（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ｏｐｉｎｉｏｎ），或第三意见，这意味着你应该找其他的医学专家，对你的病再次做出诊断，以验证第一诊断的正确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立刻在我脑子里运转：“如果让提出第一诊断的大夫知道了岂不是认为你不相信他，他不会生气吗？他还会好好给你治病吗？”米歇尔笑了：“根本不需要担心这种问题，这在西方是极普通的事情。事实上，医生很愿意他的病人在别的医生那里取得第二意见。如果证实是他错了，他可以及时避免名誉上的损失。如果他对了，对他的名声正好是一个证明。”她又说：“我有个朋友的爸爸是医生，我们去看他。” 　　　　米歇尔带我找到她朋友的爸爸，一个全科大夫。他看了我的诊断书，说：“你的病非同一般。我不能作出判断，我推荐你去见一位脑神经的权威专家，他会对你有帮助的。” 　　　　脑科权威塞尔维格大夫，鹤发童颜，神态高贵，令人肃然起敬。他阅读了我的病例档案，观察了ＣＴ片，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口：“我完全同意罗塞尔大夫和库伯大夫的意见。你的手术组都是医术最为精湛的医生，他们的医道不仅驰名澳洲而且享誉世界。同时澳洲是治疗这种病的最好国家之一。相信我，你完全不必担心。”我相信他是个权威，单从见面五分钟收费八十元，就得服。 　　　　我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安心等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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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1019 LV6

发表于 15-4-2006 19:32:00 | 显示全部楼层

癌的恐惧 　　 　　　　星期四做的ＣＴ。充满猜测疑虑的周末熬过去了。星期一早上九点，电话铃响了。我一把抓过贴在耳朵上。“你好，我是皇家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耳鼻喉科的戴维森大夫。我们研究了你的ＣＴ片子，发现在靠近你左耳神经的部位有一个瘤子。我们认为你需要马上做手术。希望你尽快到医院和我们联系。”发现了什么东西？要住院动手术？他的话我仅仅听懂了几句，因为我太紧张了。再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耳神经，瘤子等英文词汇。我咽了一口气，急切地问：“请再说一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说：“在你脑子里有个瘤子（ｔｕｍｏｕｒ），需要割掉。”我一下子抓住疑问的重点：“什么是ｔｕｍｏｕｒ？请你告诉我ｔｕｍｏｕｒ是不是癌？”“可以说癌是一种ｔｕｍｏｕｒ……”他用了一串深奥的医学词汇解释着，只听见“ｔｕｍｏｕｒ”和“ｃａｎｎｅｒ（癌）”这两个词交替出现。我只听懂了一句话，还没准是听错了：“也可以说是一种癌。”。绝望和恐惧攫住了我，我的心狂跳着，说不出话来。他又说：“请你尽快和医院联系。不管怎么样，不要太紧张，问题不是太大的。”按照中国人的理解，最后一句话只是医生对绝症病人的空洞无力的安慰，对我丝毫不起作用。 　　　　恐怖和绝望干扰了一切正常思维。千百种受癌症折磨而死的可怕景象涌入脑际，书上的、电影中的、听说的、亲眼见的。最活生生地在眼前晃动的，是二十几年前一个得了脑癌的同龄朋友，几番开颅手术，还是剧烈头痛，不治而死。她本来是那么年轻，那么有活力的一个女孩子。我将会怎么样？看着坐在我身边的两个不知所措的孩子，更是一阵心疼，我死了，他们怎么办？ 　　 　　垃圾场之行 　　 　　　　我茫然坐着，身和心都被淹没在孤独和黑暗之中。客厅里显得那么黑暗，我开了灯，但光线仍不能驱散我心中的阴暗，我希望有人在我身边。丈夫老宋正在老远的地方干活，不可能回来陪我。我突然想起赵前，立刻拨通了他的电话。“有什么事吗？”一听到他熟悉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踏实了许多。我说：“快过来，医院来电话，大事不好。我害怕，我不想一个人呆着。”“好，你等着，我一会儿就过来。”谢谢赵前！这就是他，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朋友召唤，他随时出现。赵前是个小年轻，矮矮的个子，窄窄的额头，难得打理的蓬乱的头发，还有一生病就变成双眼皮的单眼皮下不大的眼睛。他上完高中就来澳洲了，估计在中学时不属于功课很好，很听话的那一类。他有时调皮任性，有时胆小软弱，但是他心地善良。我来澳洲的第一天就在朋友家认识了他。后来，在这陌生的异域，在求生的挣扎中，我们结下了忘年交。 　　　　十分钟后，他开着大卡车来了。车上满载陈旧的，生锈的，残缺不全的冰箱和炉子，都是要扔掉的。他就在附近的一个修理和出售冰箱炉子的商店上班，这会儿趁扔垃圾之机偷偷跑出来看我。“什么事？”他“腾”地推门而入。听了我焦急的诉说，他满脸不在乎，笑嘻嘻地说：“甭想那么多，越想病越来。明天我陪你上医院，问清楚再说。走，现在跟我扔垃圾去！”不由分说，他把我拉上他那油腻腻、脏兮兮的驾驶棚里。车座的弹簧已经坏了，硬朗朗的，没有弹性。车子开得飞快，我一会儿被高高弹起，一会儿被重重摔下。赵前绘声绘色给我讲他最近的故事：“那天趁老板出门，我跑到玻璃橱窗里当模特，左手举着，右脚踮着，一动不动站了一个钟头。行人奇怪，站下来看个究竟，我就突然换个姿势，把他们吓一大跳。”“哈哈哈哈……”我开怀大笑。一路颠簸，一路谈笑，直奔垃圾场。一时间，所有的忧虑烟消云散。什么大事在赵前那里都失去了严重性，不露声色地宽慰你，这就是此时此刻我要和他在一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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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1019 LV6

发表于 15-4-2006 19:31:00 | 显示全部楼层

耳鼻喉科 　　 　　　　耳鼻喉科一位身材高大，态度和蔼的老大夫兰斯带着两个年轻小伙子为我看病。小伙子胸前挂着悉尼大学医学院实习生的牌子。知道这所医院是悉尼大学的教学医院，我对这里的一切增加了信任感。兰斯大夫让我转圈走步辨认方向，每做一个检查都要给学生讲解一番，却不对我解释一句。我满腹狐疑，竖起耳朵听，全都是专业术语，一句也听不懂。紧盯着他们的表情看，平静而专注，似乎面对一幅教学挂图。终于兰斯大夫对我说话了：“你的左耳的确有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要进一步检查。”等于什么也没说。一出门，我就抓住一个一同离开的实习生问：“你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问题吗？”他耸耸肩：“从表面上看不出来，需要做一些试验。”“严重吗？”“不知道，不过不要太担心。”大概说的是实话。只好姑且存疑。 　　　　这以后每隔两个星期到医院的实验室做一次测试。先是检查听力程度，后来追踪听力受阻部位，然后是测量平衡能力。每一次测试后，见一次医生。兰斯大夫总是略一翻检查报告，就指示我下次该做什么检查。两三分钟就结束见面，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他从不对我多说一句。而我由于语言的障碍，也不知从何问起。第三次把检查报告交给兰斯大夫的时候，他安排我去做ＣＴ扫描。“为什么？”我感到事情不妙。“你的听力在这里受到阻碍，”他指指墙上耳朵解剖图的某一个部位，“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 　　 　　ＣＴ扫描 　　 　　　　ＣＴ室里，没有一样东西显示着生命。象是被外星人挟持到远离地球的某个地方，作观察人类的试验一样，我的头被牢牢地固定在一张活动床上。医生给我注射了一针叫做ＤＹＥ的东西，是染色的，也不知是给好细胞还是坏细胞染色。一针下去，胸口立即感到火在里面燃烧，喉咙里升起一股类似乙醚的怪味，好象一张口，就要冒出棕色的烟雾。然后屋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医生们都回到控制室，在那里，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我，将是电脑屏幕上赤裸裸的骨骼和器官。我躺在床上，在控制室的操纵下，在一个大园洞里滑动了四十分钟。 　　　　终于出来了一位大夫，黑头发，黄皮肤，很象同胞。他关切地问我：“你的头部受过什么创伤吗？”“创伤？”是的，我突然想起来，那一年唐山大地震，危及北京，我家对面的山墙倒坍，把刚从屋里逃出来的我砸得头破血流。那时人慌马乱的，医院全部瘫痪。头上本来应该缝合的伤口，仅仅找来一个街道“红医站”的老太太，抹了一点红药水之类，简单包扎一下就硬挺过去了。难道十四年前的砸伤会影响到今天？我顾不得回答，忙问：“发现了什么问题吗？”“是有些问题，”大夫斟酌着词句。我急急打断他：“请问你是中国人吗？你能讲中国话吗？”显然他是ＡＢＣ（在澳洲出生的中国人）勉强讲了几句中国话，又改用英语讲。他告诉我，从片子上看，大脑造影有些不正常，还不能断定是什么，要请专家来判断。我的心悬起来，他说一般两个星期后看结果，难道我就这样提心吊胆地等两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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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1019 LV6

发表于 15-4-2006 19:32:00 | 显示全部楼层

安慰 　　 　　　　从医院出来，已经到了给玛利莎做饭的时间。玛利莎的母亲和我母亲是中学同学。她的父亲是香港一个企业的老板，同时热心于各种慈善事业。当他听说我要去澳洲读书时，主动为我做经济担保，并给我买了赴澳机票，还送我一笔钱，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见过面。他说这样做只是为了履行他的人生信条：多行善事。临行前我去香港拜见了这位慈善的老人，他给了我他在澳洲的女儿玛利莎的地址和电话。“有困难去找她，她会帮助你的。”他说。 　　　　我一到澳洲就认识了玛利莎。她从小在澳洲长大，有着和澳洲人一样质朴善良的心。她热心地给我介绍在这里的生存之道，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她和她的澳洲丈夫都很忙，一次她很不好意思地问我是否愿意帮她每周做几次饭，我干脆地答应了，这对我来说非常容易。我每周去做两顿饭，同时把后两天的菜做出来。她付给我二十五元，开始我婉谢不收。我说这不过是对她父母的涌泉之恩以滴水相报而已。玛利莎脑子里可没有这么多中国式的人情哲学，她认为付出多少劳动得多少钱，天经地义，否则就是不可理喻的了。这是标准的洋人观念，我也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从医院直接到玛利莎家，厨房里已经放着化冻了的鸡，碗里泡好了冬菇。他们最爱吃我做的冬菇炖鸡，几乎每次都让我做。可是我哪还有心思做饭？我拿起这样放下那样，脑子里乱哄哄的：“会是什么呢？会很严重吗？”黄昏的屋子里黑洞洞的，静悄悄的，更增加了我的惶惑，我要赶紧离开。我留下一张字条：“玛利莎，我刚从医院回来，情况不太好，我没有心情做饭，实在对不起，请你回家后一定给我一个电话。” 　　　　刚刚到家，玛利莎的电话就来了：“海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着急地说：“我做了ＣＴ，他们说从片子上看脑子里有问题。你能帮我问问吗？”“好的，等我电话。”玛利莎是搞营养学的，恰恰就在我看病的医院任营养师。半个小时后，她又打来了电话。她说话很委婉，很游移，显然Ｘ光科的大夫告诉了她什么。她说：“大夫的确说你的脑子里有问题，但是他们还没有确定下来是什么。再等等吧，不要着急，没准是细菌感染引起的炎症。”她安慰着我。如果真是细菌感染，则谢天谢地。明知是安慰，我的心也稍稍放宽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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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1019 LV6

发表于 15-4-2006 19:29:00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选定了那个星期五，澳洲癌症协会一年一度的“水仙花日”去看约翰。那天满街是义务推销水仙花的孩子，满街是黄灿灿的水仙花。小佳选了十朵最大最新鲜的水仙花，我又加上十朵。 　　约翰还是那么瘦，但是双眼炯炯有神。他说，我好多了，现在服用的吗啡因已经从九十毫升减少到三十毫升了。这个周末医生允许我回家一天，还可以在家过夜。这是好消息，不是吗？他的天蓝色的眼睛闪烁着，象孩子快乐地笑着，再过两个星期我就可以出院了，还有几个演出等着我，现在我的交响乐队由我妻子管理，她实在很辛苦。他问小佳，你的琴谱带来了吗？小佳把琴谱铺了一床。约翰苍白细长的手指在琴谱上比来比去，给她讲解示范，我听不懂他们讲的专业术语，只是觉得这个场面象电影里一幅推远的镜头，传达着难以诉说的动人情景。 　　最后他对小佳说，我期望两三个星期后，可以在琴房里给你示范。他伸出两手，食指搭在中指上——这是表示信心的手势——在胸前有力地一晃。 　　离开医院，小佳告诉我，我已经弄明白了为什么乐观的人生命力那么强，因为他对生活充满信心时，他的大脑处于积极状态，就会有效地指挥全身各器官的工作，各器官工作协调了，身体里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就加强了，人就有抵抗疾病的能力了。你说是吗？她的以英语为主，夹杂汉语表达的道理很朴素也很中肯，没想到十四岁的年纪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这是她向钢琴老师学到的钢琴以外的东西。我又想起 Hitting High Notes，这个题目对于约翰真是很贴切，他不是正在以顽强的意志弹奏着生命的高调吗？在那一瞬间，一个想法在我脑中突然涌现并马上形成决定：等约翰病好了，我也要跟他学弹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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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1019 LV6

发表于 15-4-2006 19:29:00 | 显示全部楼层

绿头发 　　 　　 　　中国有句格言说: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女儿小佳的学校在一条悉尼有名的嬉皮士聚集的街道上。耳闻目染，该学校的老师学生多多少少都喜爱嬉皮士的装扮。这里且不对赤或黑做褒扬贬抑的价值判断，只是说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 　　九年级的小佳也不例外，好长一段时间，她闹着要染头发。本来我一看亚洲人把乌黑的头发染成黄色，弄成一幅不伦不类的假洋鬼子相，心里就不受用。谁知女儿更出格，根本没看上黄颜色，人家要的是绿色，说绿色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染头发不简单，据她说先要把黑发漂白，然后再染色，听得我直寒心。 　　我当然要出面阻止。我说，这样的头发会惹事。比如在中国，人家肯定会认为你是不正经的女孩，街上的流氓会走上来兜搭。小佳讪笑道，你想什么哪，这是在澳洲。我又以健康为理由说，那两道染发工序会把头发破坏怠尽。又发挥道，染料里的毒素会顺着头发的管道进入头部，对大脑造成损害。女儿反驳说，这是我自己的身体，我有权对自己做决定。这是典型的澳洲人观点，我生气教训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能任意处置。看她一脸莫名奇妙的样子，想想算了，科学说教都不管事，孔老夫子们更是鞭长莫及。最后一招就是哀兵政策：染一个发在理发馆要花一百多元，是全家半个月的伙食费，父母年老多病，挣钱实在不易云云。她果然沉默下来。 　　女孩的爱美之心实在是无法阻挡的。今年上半年小佳找到一份工作，卖炸面包圈，每周有四十多元的收入。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领到工资她就去买了漂白剂和苹果绿色染料，并且还让我帮她染头发，说是自己动手，省了一大半钱。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再无阻止的理由，自己宽解道，既然她不是为了招摇过市或追赶时髦，仅仅是因为爱美，因为新鲜，就由她一回吧。我于是无可奈何地拿起刷子，把漂白剂糊在她头上，心惊肉跳地看着黑亮的头发霎时变成白色，然后又啼笑皆非地把苹果绿层层涂在她的白发上。 　　半小时后，青草般绿油油的颜色铺了一头。 　　都说澳洲是个自由国家，吃什么穿什么怎么生活，无人过问更无人干涉。是否真是如此，只有那些与众不同的人才有体会。从染发那天起，女儿就有了因为绿头发而引出来的说不完的故事。 　　我的中国朋友们只是摇头：“你的女儿真敢干。”是否还有潜台词：“本来多规矩的一个女孩，怎么变成这样了。”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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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1019 LV6

发表于 15-4-2006 19:28:00 | 显示全部楼层

水仙花 　　 　　 　　水仙花在这里，在澳洲不懂得孤芳自赏，不会顾影自怜，不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这里的水仙花是黄色的，淡黄的花瓣，橘黄色的芯。黄色的水仙花是澳洲癌症协会的代表，她象征着明亮，温暖，希望和意志力。 　　当女儿小佳把水仙花送给她的钢琴老师时，他们之间交流的就是这种信息。 　　小佳的学校有几架钢琴，午餐时间和下午放学后有几个校外的老师来私人教授钢琴。我家买了钢琴后，小佳就在学校给自己选择了一个老师，约翰&#8226;高德伏瑞。我不以为然，一个小时的学费三十六元，太贵了。我已经给她物色了一个老师，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的高材生。朋友的女儿帆帆就在他那里学，时间不长已经弹得很好。收费也合适，二十五元一小时。 　　小佳不愿意，她说，不，我们老师还上过报呢。她拿出一张剪报，巴掌大一块。我扫了一眼，不禁笑起来，这是一张免费派送的地区小报。小佳不服气，那又怎么了，反正是上了报纸。 　　我已经学会了不去勉强孩子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她愿意跟约翰学，就随她去。但是以我的经济条件，很难接收那个学费。我给约翰写了个字条托小佳带去，问他能不能稍微减收一些学费。小佳回家告诉我，约翰说只收一半，这下我又有些过意不去了。 　　小佳每天回家叮叮咚咚敲一阵钢琴，手势不对，节拍不准。我很怀疑老师的教法是否得当。我问小佳，老师没有纠正你的手势吗？没有告诉你节奏不对吗？她说他从来没说过。她还挺自满自足，老师说我学得最快，米契儿学了半年还在弹“玛丽有只小羊羔”。我没话说，澳洲的孩子就是为了“fun（玩儿）”，老师们是不会严格地规定他们怎样做的。 　　朋友带着孩子来，骄傲地说，帆帆给大家弹一支曲子。六岁的帆帆，踮脚坐上椅子，弹的是圣桑的“天鹅”，出神入化，倾注了一腔的情感，这么小的人哪里来的这么深的体验？我真羡慕。朋友说欢迎小佳弹一曲。小佳并不推让，大大咧咧坐在钢琴前，胖胖的手笨笨地压在琴键上，简单的一支曲子弹得诘屈聱牙。朋友张口结舌半天，才应付出一个“不错”。我暗自摇头叹息。 　　我对小佳说，还是让那个中国老师来教吧。她摇头反驳，我弹得不好是我的问题，和老师没关系。我觉得约翰教得很好。也许是为自己争口气，也许是为维护老师的声誉，小佳弹琴毕竟用心了许多，还弹起了贝多芬、萧邦、柴可夫斯基的曲子。我很高兴注意到，小佳开始欣赏古典音乐，她的流行歌曲、摇滚乐带子扔进抽屉一角。她说好的音乐在每一代人的心里都能找到位置，很有点警句的味道。据说喜欢古典音乐的孩子不会学坏，我挺满意。我们去买音乐唱盘，市面上最便宜的CD竟是古典音乐，五块钱可以买到两盘。小佳一边选择一边说，约翰说这支曲子很高尚，约翰最喜欢那支曲子。他是一个乐团指挥，不骗你。 　　为了使我信服，小佳又拿出那张珍藏的剪报。我仔细地读了一遍。文章的题目是《Hitting High Notes》（弹奏高调），说约翰&#8226;高德伏瑞在１９７４年创立了一个叫做“棕榈树”的交响乐团，他亲任指挥。二十多年来，在乐队林立并生生灭灭的音乐世界中，他的乐队站住了脚，而且知名度越来越高。从开始的街头演出到后来为来访的英国女皇、查尔斯王子及澳洲总理演奏。文章的题目很贴切，约翰对音乐的狂热和执著令他弹奏出事业上的高调。文章的结尾引用约翰的话：“演奏得完美的优秀音乐在任何一代，任何人的心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小佳的警句盖出于此，只是她贪污了“演奏得完美的”几个字以掩饰自己的短处。看来约翰老师在事业上的追求对小佳的影响大于弹奏技术上的传授。难怪小佳为他所吸引。 　　新学期开始了。约翰没来教课，他打电话告诉小佳，他不打算去学校教课了，他心爱的学生多已转学，剩下的一些“just for fun”（只是玩玩）的学生他没有兴趣教。但是小佳例外，是个勤奋的孩子，如果她还想继续学，可以在周末到他家去，并且收费可以更优惠。 　　我送小佳去约翰家学琴。我们的车停在一个破旧的门脸跟前，玻璃被发黄的纸遮挡着，木质的框架已经疏裂。铁网草草拦着后院，院中蒿草快没了膝盖。这个房子原来是个理发馆，门上旧招牌隐约可见。屋旁火车飞驰而去，房上飞机擦顶而过。这就是他的琴室，那张地区小报上谈起过这间小屋子。二十年前约翰的乐队就是在这里孕育和发展的。报上说，排练时弦乐队在街上，木管乐队在前院，铜管乐声则从窗户里飞出来。引得不少行人驻足观赏。 　　工作室旁边被参差不齐的蒿草包围的，同样破旧的房子是他的家，好象音乐家都是很贫困潦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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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1019 LV6

发表于 15-4-2006 19:28:00 | 显示全部楼层

约翰来开门，他手执拐杖走路，行动似乎不太灵便（小佳说以前他的腿脚很正常），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不修边幅的穿着与他的房屋和院落十分相称。他又高又瘦，面有病态，但是天蓝色的眼睛却洋溢着热情和自信。琴室陈旧杂乱，天花板和墙壁是棕黄色的。屋子中间一架钢琴，四周的书架上高高低低尽是乐谱。约翰说，这些乐谱是他的财富，他的骄傲和快乐。他说他多年来收集了两万多册交响乐谱，却被十年前一场无情大火吞噬。他没有绝望，只有努力。屋里至今还是烟熏火燎的痕迹，乐谱又已聚集成山。 　　我钻回汽车里等着，我不再关心约翰怎样教小佳，我想他是不会错的。 　　一天，约翰打电话来说身体不舒服，停学一次。再下一个星期去时，约翰的样子很可怕，他走路已经十分艰难，满脸满身一块块紫色溃疡，两眼肿得象桃子，只剩一条细缝。小佳问，你怎么了，还能上课吗？约翰说，没有问题。口气很平静，象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约翰一边教琴一边吃止痛药，他告诉小佳他得了一种极为罕见的皮肤癌，先是出现在脚上，溃烂，肿痛（就是说，我第一次见他时，他已经得这种病了），后来迅速布满全身。医生目前对这种病症无所措施。学完琴回来，小佳情绪低沉。她问我，你说约翰能好吗？我说恐怕很难。她瞪起眼睛，不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只好改口，能好。她叹了口气，慢慢说，如果约翰好不了，我再也不弹琴了。听这话，我也黯然。 　　再见约翰，他的脸消了一些肿，一些紫斑已经变成棕色。他以轻松的口吻说他正在接受一种正在试验过程中的放射治疗。他的病本来无药可救，便志愿参加了这种治疗，治好治不好都是对科学的贡献。他说，我好多了，你看，这些紫斑是癌病变，棕色的是已经被杀死的癌细胞。这是好消息，是不是？科学的发展会赶在我前头，我会好起来的。 　　那一段时间小佳练琴比任何时候都勤奋，提高得很快。病重的约翰一直坚持教小佳弹琴。我想他的生活可能并不宽裕，每次我把一小时的学费十五元交给他时，都非常不安，这点钱少得不近人情，对他尤其近于残酷。于是我递给他二十元，装作无意地说，没零钱就不用找了。下一次，他只收我十元钱，说，上次我还欠你五元。他似乎明白我的心思，但没有点破。他说，小佳是聪明勤奋的孩子，教这样的学生我心里非常高兴。那些不用功的孩子付钱再多，我也不愿意在他们身上浪费我的时间了。小佳悄悄埋怨我，你这样做多不好，好象我们可怜他，他不需要这个。我只好承认我俗。 　　学校假期我和小佳到北领地旅游，在朋友居住的小村庄，小佳收集了各种热带树林的叶子和种子，准备送给悉尼的朋友。其中有一个两尺来长的干“豆荚”，豆子在里面哗哗作响，摇起来声音象伴奏用的沙锤。小佳在上面精心地绘制了土著人的图案画。说这是送给约翰的。 　　小佳带着“大豆荚”去回琴，开门的是约翰的妻子。她说约翰住院了。前些时候，他带交响乐团去外省演出，回来就不行了，全身剧疼，现在完全靠吗啡因止痛。 　　小佳要去看约翰，她买了一张祝愿卡，上面画着一个手舞足蹈的病人，写着：“大夫说你已经好多了，不久就会出院。”她把卡片带到学校，请约翰教过的学生写上祝愿词，签上名字。她对我说，妈妈你必须也写一句话。我想了半天写道，你会得到新生。小佳说你和我一起去看约翰吧。我摇摇头，写是好写，真正面对危重病人，说一些你会好起来的话未免太矫情。 　　小佳说我要送约翰最好的花，她用自己打工的钱买了三把郁金香，红的、黄的、白的，合为一大捧，蓬蓬勃勃的，高贵美艳。 　　我有点不安地等待小佳从医院带回消息。她回来马上对我发布病情公告，面带笑容，我知道事情不坏。她说约翰瘦极了，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好像下边没有人。他的长发全剪掉了，只剩下灰灰的发茬。他的脸上只包着一层皮，眼窝深深地陷下去。她说半个小时内约翰喝了两次吗啡因。但是约翰的精神很好，脸上没有病容，眼睛有神采，说话有力量。他和小佳谈笑风生地聊了半个多小时，让小佳下次去时带上琴谱，他将指导她怎样练习。 　　我说你的老师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小佳说，你才知道吗？我从一开始认识他时就知道了。你一定要去看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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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1019 LV6

发表于 15-4-2006 19:28:00 | 显示全部楼层

音乐的魅力 　　 　　　　关于音乐的魅力、魔力早已尽人皆知，并有无数动人故事加以印证。但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边，我仍是奇异于音乐的戏剧性效果。我的儿子找到工作了，对口且条件优越。介绍人竟是贝多芬。这么说有点故弄玄虚，应该说是贝多芬的音乐。 　　 　　　　如果从头说起，事情是这样的。我喜好古典音乐，儿子从胎中开始就跟着受益，因此他对古典音乐有一种天生的钟爱。到现在为止，他收集的古典音乐比我的要多得多，还特地托人从中国买了一本音乐大辞典以加深对音乐的理解（不过这一点我不以为然，我从不关心音乐的作者或乐曲的名字，创作的背景或表现的内容。我认为无论什么音乐，只要它使你激动或者平静，使你联想或者回忆，一句话只要它打动你了你就是理解它了）。早就听说喜欢古典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我相信这一点，我的儿子确实是让人放心的孩子。 　　 　　　　儿子在大学学电脑工程。大学的最后一年是工作实习，由学生们自己去联系。儿子按照报纸上的征聘广告发了无数封信，也收到了无数封回信，千篇一律的面孔：“感谢你的求职申请，遗憾的是……”这也好理解，哪家公司会费了半天劲登广告招一个没有文凭没有经验的实习生呢？儿子只好利用实习时间边开出租车边找工。 　　 　　　　儿子开出租车与众不同，无论何时何地车里总是回旋着高贵典雅的古典音乐，非常老派。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不是人人都能接受这些舒缓安谧的乐曲。比如曾经有几个醉醺醺的青年男女在他的车上打闹调笑，已经令儿子心生厌烦。一个青年还来了劲，说：“嘿，把音乐关上！”见儿子不理他，就伸手来关录音机。乘客并非都是上帝，儿子厉声说：“住手，不想听就都给我下去！”此后几个人乖乖地没敢再说一句话。儿子有话，我不管乘客爱听不爱听，但我必须听。 　　 　　　　一天儿子在机场接了一位美国乘客，车里正放着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奏鸣曲，乘客静静地听了一会儿，问道：“你喜欢古典音乐？”儿子答：“是的。”“喜欢谁的？”“凡古典音乐都喜欢，贝多芬的，辉煌。柴可夫斯基，深沉。莫扎特，明亮。”那人说：“我也喜欢古典音乐，特别是用大小提琴演奏的。”于是象找到了知音，两个人喻伯牙钟子其般谈了一路音乐。到了地方，乘客说：“顺便问一句，你懂电脑吗？”儿子说：“是的，我学电脑。”他说：“我猜想你就是。我是美国‘真诚’电脑公司在澳洲分公司的总裁（到底是总裁，有分辨人家专业的功能）。我们公司正在收罗电脑人材，你愿意到我们这里看看吗？”当下，他把儿子带进公司参观介绍。公司的业务与儿子的专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总裁许诺在录用他之前，他可以随时去熟悉业务，直到他掌握全部运作。儿子一毕业，就成为这家公司的正式职员。 　　 　　　　可以说这不过是一个巧遇，但是没有贝多芬这段曲子，机缘怎么会落在儿子头上？如果说人们可以凭着古典音乐在世界任何地方找到可以信赖的人，希望这个结论不会太偏颇吧。至少我的儿子就是这样被老板选中的。 　　 　　　　这只是古典音乐魅力的一个感性事例，我边写边力图找寻音乐中塑造人格，沟通人性的微妙因素，但除了感动，一无所获。光用“高雅的旋律升华了人们的精神境界，感化了人们的心灵”，这类大而化之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这实在是一个留待音乐社会学家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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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1019 LV6

发表于 15-4-2006 19:30:00 | 显示全部楼层

离毕业还有两个多月，我终于被女儿拉上了街。女儿的主意比我大，我只是去那个掏腰包的角儿。悉尼市中心的礼服精品店一家挨一家，当年流行的款式、质地、色彩尽收其中。女儿捻捻这件衣服的质料，摇摇头。试试那件衣服的样子，撇撇嘴。我问：“你到底要什么样的？”她说：“我也不知道，但是要有个性。”走了一家又一家，这个“个性”还是没有找到。我说：“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改天再到牛津街去看看。”突然女儿驻足，一家服装店橱窗里摆着一件深紫色提花锦缎中式旗袍。她说：“试试这件。”千万件洋礼服中女儿会看上这件？我心里暗暗高兴。已经洋化的女儿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一个“回归”的迹象？穿上那袭旗袍，高高的领口托着满月的脸庞，流利的曲线衬出丰满的身体，被澳洲牛奶喂成大洋马的女儿立时显出中国女性的高雅娴淑。“太棒了，有个性。”我拍手叫好。女儿终于首肯：“还可以。”但是她把衣服又放回架子，“颜色太暗了，再说也太贵了。”２２０元一件。这点令我感动，她总是考虑家里的经济处境。 　　出了门，女儿问：“妈妈你会做吗？咱们买布料自己做。”想当然中国妈妈一定会做中式衣服。这么漂亮的款式我可不敢下手，我的手艺只限于在她幼儿时缝些小衣服小裤子。不过我有一个朋友是服装设计师，可以请她帮忙。 　　女儿高兴极了，当下又穿梭于各家布店。令人失望的是找不到提花锦缎。突然女儿一拍手，不用买了，我记得你的箱子底下有一块料子。 　　翻箱倒柜，女儿从箱底抽出一块粉红色提花缎子被面。那是二十多年前我结婚时人家送的，收到了四五块，用不了的就压了箱底。被面的正中是两只金凤凰，被一团团金牡丹簇拥着，四周以牡丹花叶装饰。背面是金色的底子，粉色的丝线勾出凤凰和牡丹的轮廓。女儿指着背面：“就是它，做面。”我吸了一口气，金色，太招摇了吧。女儿坚定地说：“就要金色。” 　　服装设计师朋友忙了几天，旗袍做成了。前身两只凤凰翩然翻飞，后身两溜牡丹相互照应。旗袍贴着腰身，没有一根多余的丝线。女儿穿上金色的旗袍，顿时满屋生辉。雍容中透着典雅，青春中显出成熟，１５岁少女的风采，一展无遗。艺术品，真是一件艺术品，不光是金色旗袍，连同穿着旗袍的女儿一起构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然后就是配套的问题。我用剩锦缎给她缝了一个小小的手提荷叶包，挎在臂上更有风韵。还有鞋子，我建议最好穿绣花鞋。澳洲当然没有绣花鞋，我自告奋勇：“买一双普通布鞋，我用剩布给你绷个鞋面。”女儿说：“我才不穿绣花鞋呢。”“要不穿一双高跟船鞋也行。”女儿说：“不要不要，我自己买我喜欢的。”至于头发，当然是把那一头长长秀发梳起来，在头上高高地盘一个发髻。谁知她又说：“你别管了，我有主意。”不知女儿打什么主意，只知道还是那两个字“个性”。 　　一天女儿放学回家，手里提拎着一双大头黑皮靴。注意不是那种玲珑巧致的女式高跟高腰皮靴，而是一双比她４０号大脚大两号的男式军用靴。女儿举起靴子炫耀：“是在军需品商店买的，二手货。卖鞋的说是真正的德国兵穿过的鞋。才６５元，真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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